中国政府 苏联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１日签订，尚未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了促进两国间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发展，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二、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总机构所在地，或者其它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三、由于第二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分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缔约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所在缔约国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国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就认为是其国民所属缔约国的居民；
　　（四）如果根据上述（一）、（二）、（三）项的规定仍然不能确定其居民身分所属国，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四、由于第二款的规定，除个人以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应认为是其总机构所在缔约国的居民。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或其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所有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本协定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１．外国法人所得税；
　　２．有外资参加的合资经营企业利润税（包括对外国参与者汇出利润征收的预提税）；
　　３．人口所得税。
　　（以下简称“苏联税收”）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个人所得税；
　　２．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包括对外国参与者汇出利润征收的预提税）；
　　３．外国企业所得税；
　　４．地方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三、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征收的属于增加或者代替第二款所列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的实质变动通知对方。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
　　（一）“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的用语，按照上下文，是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二）“缔约国一方”的用语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实施有关缔约国税法的缔约国一方领土，包括其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有关缔约国拥有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主权权利的所有领海以外的区域；
　　（三）“人”一语是指个人以及
　　１．在苏联，包括法人和其他按照苏联或加盟共和国法律成立，在苏联税收上视同法人的任何组织；
　　２．在中国，包括公司。“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四）“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五）“国民”一语
　　１．在苏联，是指具有苏联公民身分的个人和按照苏联现行法律取得其地位的法人；
　　２．在中国，是指具有中国国籍的个人和按照中国法律建立或组成的法人，以及在税收上视同按照中国法律建立或组成法人的无法人地位的组织；
　　（六）“国际运输”一语是指在缔约国一方设有总机构的法人经营的国际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经营的运输；
　　（七）“主管当局”一语，在苏联方面是指苏联财政部或其授权的代表；在中国方面是指国家税务局或其授权的代表。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时，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的以外，应当具有该缔约国适用于本协定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第四条　常设机构
　　一、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以及由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为同一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提供的劳务，仅以上述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或累计超过三十六个月的为限。
　　四、虽有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它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规定的独立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的规定。
　　六、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
　　七、缔约国一方居民法人，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法人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法人（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本身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法人构成另一方法人的常设机构。

　　第五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包括农业和林业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在中国，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
　　船舶、飞机、火车以及用于运输货物或旅客的机动交通工具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它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六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第三款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管理和一般行政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或者其它任何地方。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规定并不妨碍该缔约国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纳税的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第一款至第五款中，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有本协定其它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它各条的规定。
　　八、当：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些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第七条　国际运输
　　一、企业从国际运输业务所取得的所得，应仅在企业总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二、船运企业的总机构设在船舶上的，应以船舶母港所在缔约国为所在国；没有母港的，以船舶经营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为所在国。
　　三、第一款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所得。

　　第八条　股息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法人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法人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股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百分之五。
　　本款规定，不应影响对该法人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法人利润税。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法人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它法人权利取得的所得。本用语应特别包括缔约国一方居民从缔约国另一方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利润。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法人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适用第六条的规定。

　　第九条　利息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利息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为缔约国另一方政府、地方当局及其中央银行或者完全为其政府所有的金融机构取得的利息，应在该缔约国一方免税。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由于延期支付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适用第六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其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该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缔约国。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陀泄卣债权所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
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收款人是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或者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或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适用第六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其地方当局或该缔约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缔约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情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它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一条　财产收益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五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飞机、火车以及机动交通工具或者转让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火车以及机动交通工具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企业总机构所在缔约国一方征税。
　　四、转让一个法人财产股份的股票取得的收益，该法人的财产又主要直接或者间接由位于缔约国一方的不动产所组成，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五、转让第四款所述以外的其它股票取得的利益，该项股票又相当于缔约国一方居民法人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可以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六、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它财产取得的收益，发生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二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专业性劳务或者其它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三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除适用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有关历年中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所负担。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缔约国一方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上从事受雇的活动取得的报酬，应仅在该企业总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四、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受雇于该缔约国空运企业设在缔约国另一方办事处取得的报酬，应仅在该企业总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新闻记者或通讯社记者，或与记者工作有关的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取得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四条　董事费
　　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法人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它类似款项，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五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者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六条、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归属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他人，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家或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按照缔约国双方政府的文化交流计划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应予免税。

　　第十六条　退休金
　　除适用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报酬，可以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政府服务
　　一、（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对履行政府职责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１．是该缔约国国民；或者
　　２．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的居民，
　　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支付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的，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应适用于为事业提供服务取得的报酬和退休金。

　　第十八条　教师和研究人员
　　任何个人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主要由于在该缔约国一方的大学、学院、学校或为该国政府批准的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由于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报酬，该缔约国一方应自其到达之日起，五年内免予征税。

　　第十九条　学生和实习人员
　　一、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学习、研究或培训的目的，从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取得的款项，该缔约国一方应免于征税。
　　二、第一款所述的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由于受雇取得的报酬，在其接受教育或培训期间应与其所停留国家居民享受同样的免税、扣除或减税待遇。

　　第二十条　其它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它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适用第六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消除双重征税
　　缔约国一方居民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缔约国另一方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缔约国一方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缔约国一方税法和规章计算的该缔约国一方税收数额。

　　第二十二条　无差别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对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征收的税收，不应比与其没有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第三国居民负担的税收更高或更重。
　　二、本条中“税收”一语是指本协定所涉及的税种。

　　第二十三条　协商程序
　　一、当一个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四条　情报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为实施本协定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或缔约国双方关于本协定所涉及的税种的国内法律的规定所需要的情报（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特别是防止偷漏税的情报。情报交换不受第一条的限制。缔约国一方收到的情报仅应告知与本协定所含税种有关的查定、征收、执行、起诉或裁决上诉有关的人员或当局。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情报。
　　二、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或缔约国另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情报；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贸易过程的情报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的情报。

　　第二十五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规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六条　生效
　　本协定在缔约国双方交换外交照会确认已履行为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各自的法律程序之日起的第三十天开始生效。本协定将适用于在协定生效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七条　终止
　　本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满五年后任何历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对终止通知发出年度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取得的所得停止有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俄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如在解释上遇有分歧，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政府代表　　　　　　　　　　　　　　　　　　　　联盟政府代表
　　　（签字）　　　　　　　　　　　　　　　　　　　　　（签字）
腐败成本概论与运用

李钢


　　腐败是一个普遍现象,治理腐败也是个世界性难题。自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力度的向纵深发展，围绕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正在尝试从动员式运动反腐逐渐向主动式制度反腐转变，实现反腐防腐的常态化和长效化，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并紧紧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厉行廉政、与腐败作长期斗争的坚定决心和理性认识。尽管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反腐倡廉建设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没有改变，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腐败的主体和范围有向纵深蔓延的趋势，违纪违法案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呈易发多发态势。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极大地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动摇了我党的执政根基，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拦路虎、绊脚石，务必集全国之力坚决惩治和预防。

一、当前中国的反腐形势

　　党的十七大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部署。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思路不断创新，力度不断加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不断增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腐败现象依然处于高发、易发、多发态势。透明国际是国际上研究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比较知名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通过腐败印象指数(CPI)评价世界上国家和地区的腐败状况:2006年,共有163个国家和地区参与调查,排名第70位;2007年,17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排名第72位;2008年,在178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排名第72位；2009年,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排名第79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来形容当前的腐败形势,他说:“现在的反腐形势更为严峻,腐败行为更具有隐蔽性与复杂性。”这都说明,中国的腐败问题处于比较严重的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从近几年反腐案件的研究来看，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涉案官员层级越来越广,行政级别越来越高,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如陈良宇、陈绍基等。 (二)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各个社会领域,腐败行为几乎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三)性质越来越恶劣,犯案金额越来越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越来越严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和民愤。（四）腐败形式重复化。纵观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可以发现腐败官员在违法违纪徇私敛财的方式、手段方面有许多雷同和相似之处；查而不绝、罚而复发的现象值得深思和研究。(五) 腐败行为多样化、隐蔽化。在传统的手法之外,贪腐官员们更倾向于打一些“擦边球”: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等等。

二、人性的趋利性分析

　　人人都有趋利的特性，这是所有人的共性，否认这一点的人并不会抛弃自己的趋利性，而是想欺骗他人。人性趋利不仅是人生理本能的需要，也是人的心理需要，同时又是社会获得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强大内在动力。事实说明，物欲需要用精神来控制，但完全阻断又是无法实现的；既对物欲加以合理的控制，又允许其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满足，这才是恰当的方式。
　　邓小平曾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既然人的趋利性带有共性，人的趋利性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之欲望的永恒存在、公权存在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公权与私权行使主体的同一性、公权与私权间利益冲突的必然性等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制度体系总是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制度存在漏洞，人的欲望就开始活跃，继而膨胀；获取利益越多，欲望冲破制度约束的动力也越大，腐败产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总之，在公权与私权行使主体同一、利益冲突必然性的前提下，要求一个拥有私欲的人完全遵守公权的行使规则，对于极少数高尚者是能够做到的，但要求不断更新的庞大官僚队伍都能做到，这绝对是一种奢望。那么，杜绝腐败的发生就是一个伪命题，这是一个运用人性分析和经济学理论得出的真理性认知，那么我们就束手无策、任由腐败现象侵蚀我们用血汗换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当然不是，我们同样可以按照经济学原理，用相应的制度和措施提高腐败的成本，尽量压缩腐败的利益空间，去规范人的欲望所允许实现的最大边界，将腐败现象逐步管控在社会和民众都能容忍的安全线下。

三、腐败成本的剖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权力与财物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易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收益之间的博弈。
1、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基础。经济学从来就是讲究成本的,只要理性的经济人寻求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行为,他就必然会讲究成本。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基础就是权力资源的稀缺性和权力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当面对巨大收益的诱惑时,人性的趋利性就开始活跃起来，控制稀缺权力资源的人就可能产生强烈的腐败欲望。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帕累托认为,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权力经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可能以所掌控的稀缺权力资源为代价,利用法律、制度、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巧取豪夺。2.腐败的动机和条件。有腐败可能性的人实施腐败时必定会衡量收益和成本的对比关系。但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大肆进行贪污受贿等权钱交易,都是受腐败动机的驱使。当非法或非正常所得减去从事该行为所承受的政治、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后,仍大于正常的工资收入和清正廉洁带来的所得时,就会产生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这种大于值越高,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就越强烈。在腐败动机的驱使下,行为人是否可能产生腐败行为,取决于是否具备腐败条件。“腐败条件=垄断权+自由裁量权-责任制”,也就是说,如果享有垄断权、自由裁量权又不须对滥用权力负责任时,从事腐败的条件就具备了。有了腐败动机的驱使,如果又具备了腐败条件,就会进一步催化腐败动机,从而很可能产生从事腐败的行为。3.腐败的成本分析。腐败的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腐败的直接投入;二是腐败一旦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前者往往不大,腐败成本大多数来自后者即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这类损失主要包括受法律惩罚的损失、政治损失、经济损失、精神损失等,因此腐败成本主要由被发现的概率和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两个因素决定,这两个因素取决于反腐败的力度,提高惩罚力度,会提高腐败成本。
　　人们的行为目标都是在既定的条件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任何一种行为的结果,不仅有收益,而且也有成本。人们选择何种行为,就取决于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和权衡。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会选择收益高于成本的行为,而不会去选择成本高于收益的行为。人们的这种选择趋向,我们把它称为成本收益选择定律。如果我们把这种成本收益选择定律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来,就不难发现,腐败现象之所以频频发生和屡禁不止,与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有很大的关系。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利.S.贝克认为: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活动”，犯罪分子有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可以说,只要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腐败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人类求利的动机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性动力,而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是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直接驱动力。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一书认为：“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也会影响到腐败的程度.对法律所作的经济分析表明个人在从违法中所预料到的好处与预料中的代价(被揭露和惩罚的可能性乘以惩罚的程度)之间作出权衡”,如果腐败行为被揭露和绳之以法所产生的后果小于从腐败中获得的好处,那么腐败也会泛滥”.

三、提高腐败成本，增强抵制腐败的自觉性。

　　从目前已取得的反腐败成功的经验来看,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种合理的利益机制,提高腐败成本,通过合理的利益机制来消除和抵制不正当的利益对腐败的驱动作用,以切实保障勤政廉洁高效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合理待遇和正当利益,使腐败成为一种高成本、高代价、高风险、无利润的行为,在利益权衡上得不偿失。
（一）高薪养廉使人不想贪。
　　我们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但并不反对个人在合理范围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诉求，公职人员作为人民的一员，同样有共享改革成果的权利。我们虽不可无限满足公职人员的物质需求,但可以在国家经济和财政允许的情况下，初步改革我们的工资制度,稳步推进“高薪养廉”战略，给公职人员以较优厚的待遇,使优秀人才愿意到政府部门工作,并且不敢冒险失去这份无后顾无忧的职业。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瑞典、新加坡、香港等,实行“高薪养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提高腐败的机会成本以防止腐败,这是高薪养廉的经济学含义。新加坡是公务员薪金较高的国家之一，该国省部级公务员的年收入折合人民币500万左右，厅局级亦达到200万左右。新加坡规定,从1982年起,一旦公务员因贪污受贿罪被开除或判刑,其每月最低850元的养老金将被取消。1992年7月1日起,政府规定每个公务员每月要扣留月薪22%,政府为公务员支付月薪的18%作为养老费，如果其违法犯罪,这笔钱将不再发给个人。大部分欧洲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都比较高，但同时对腐败行为的惩处十分严厉苛刻，包括政治、刑事、经济等方面的措施。由于提高了腐败成本,所以很多公务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对政府官员的廉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新加坡的官风廉政建设之所以搞得较好,应该说提高腐败成本、从严惩治腐败是他们的成功经验之一!新加坡财政部长在解释为什么给予政府官员优厚薪金时说:与其让官员们通过不法途径获得钱财,不如给予优厚待遇。因为这些官员会考虑到腐败行为一旦败露,不但可能身败名裂,还会丧失优厚的工资和即将到手的高额退休金。
(二)加大惩治力度使人们不敢贪。
　　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曾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惩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法治国家的法律对贪污腐败行为的处罚普遍比较严厉,对贪污腐败之徒,不管其资格多老,地位多高,一旦发现并取得足够的证据,就要使其锒铛入狱,身败名裂,甚至倾家荡产，集中体现了严厉性和公正性的统一。韩国规定:凡是发现有贪污行为的政府官员都必须将其全部财产交还国家。德国《刑法》把受贿处罚金额定为5欧元。连续三次受贿5欧元就要开除公职，并对行贿者与受贿者进行对等的处罚。如此严厉的规定,使公职人员在受到不法利益诱惑时都要三思而行,不敢铤而走险。所以,现阶段对经济犯罪应加大惩办的力度,用严刑峻法来对付,不仅让犯罪分子在政治上付出巨大代价,而且在经济上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使之真正得不偿失。
1、必须进一步提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杜绝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立案率、成案率和结案率过低是造成腐败成本低下的核心,腐败屡禁不止,有的地方或部门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查处概率太低是关键。查处概率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腐败发现的概率;二是发现后被处理的概率。由于腐败活动具有高度隐蔽性,并不是所有的腐败都能够被发现和查处的。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腐败黑数”来衡量涉腐人员中没有受到查处的比例。它指的是腐败已发生但未被发现,或虽然发现但是未能查处的数量比,常用百分比计算。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教授估计,我国“腐败黑数”至少为80%,也就是说每5个涉腐人员中就有4个未受查处。国内部分学者估计我国“腐败黑数”不会少于90%。不管是按“腐败黑数”,还是按国内学者理论类推,我国腐败问题发生而未查处的数量都是十分惊人的。必须通过加大查案的力度确保“三率”的提高。在对腐败分子的查处中,一要坚决,二要从重,不光查到底,而且处罚到位,绝不给腐败分子留任何侥幸心理和逃避处罚的机会，党纪国法对任何人要一视同仁,不搞“下不为例”、“既往不咎”、“以教代处”、“以罚代处”、“以调代处”等一些法外施恩的东西。要通过增强办案人员主动挖掘、获取线索积极性、专门机关办案与群众参与相结合、各执法执纪机关联手行动等办法,扩大查案线索来源,广挖深挖腐败分子,使法“网”密而不漏,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黑数”,决不让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破除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和潜在者的效仿心理,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对腐败分子,不管其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名气多大,一律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决不手软。要克服压案不查或拖案不办,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软不查硬,互不得罪、相互掩盖等不良倾向。
2.加大腐败的法律成本,让腐败者受到法律的严惩。法律成本与受查处官员被判刑轻重、腐败所得追缴的情况等有关。要进一步刹住立案金额逐步提高的趋势，规范腐败案件的量刑量纪,细化量刑量纪标准,使量刑量纪步骤和方法统一标准,严格落实司法处理和党纪政纪处理的依法性和公正性。我们还应该逐步健全司法机关和纪检检查机关对腐败案件查处的权限和手段、措施，提高对此类案件的查办效率，避免陷入以对腐败分子减轻、从轻处理为代价来获取其主动交代与检举、立功的恶性循环，避免出现重责轻判、轻责重判的现象。腐败案的依法定性判罪和党纪政纪处理,不仅可以压缩执法执纪部门腐败的空间,保持执法执纪统一与公正,还可以给腐败分子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使他们不会产生侥幸心理。
3.加大腐败的经济成本,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吴官正指出，纪检部门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对腐败官员要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但实践中在经济上对他们的处罚力度明显不够。大量案例表明,腐败者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途径隐藏腐败所得,“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投机者的嘴脸暴露无遗;而行贿者“以少取多”,是腐败过程中经济收益较高的一方。因而作为经济处罚手段，就应该使腐败分子遭受的经济损失超过其违法所得，以腐败经济成本的提高在当权者心里设置一道防线。应尽快对现行法律涉及行贿者和受贿者的经济惩罚作更明确的规定,大幅度提高双方经济成本,使之为腐败交易付出高额的经济代价。对搞腐败的人,“治贪先夺其财”,要加大经济处罚和退赔力度,要全额追回非法所得,个人财产全部没收来提高腐败的经济成本。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决不能占任何便宜,相反要承受较大的经济损失,不仅要使其名败身裂,还要搞得其倾家荡产。这样,就能使腐败分子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感到震惊和后悔,更能警示后来者望而却步,不敢重蹈覆辙。
（三）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
　　建立廉政保证金制度体现了惩治与预防相结合的方针，对反腐败工作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廉政保证金是惩罚的筹码,国家公职人员受到较重的处分要同时进行经济剥夺,使受惩成本明显加大,增强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可以使查办案件的支出得到补偿。没收廉政保证金,就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腐败的成本和降低反腐败的成本，从而降低发案率。如新加坡实行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每一个在职人员每月必须拿出22%的薪金储蓄起来，国家补贴薪金金额的18%，共计薪金总额的40%存入在职人员名下，作为在职人员的公积金。当公务员违法贪腐后，他的全部公积金或养老金就立即自动取消，如数上缴国库。因此，一般的公务员，尤其是工作年限较长的公务员都不敢冒失去公积金或养老金的危险而去违法贪腐。如果贪污受贿,事情败露不仅污损了自己一生的功名,而且被剥夺廉政保证金可能使自己失去的更多，这就使贪污受贿成为得不偿失的事。从现实来看,廉政保证金制度势在必行。一方面,政治制裁对违纪者的惩处力度不够,难以发挥震慑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丢了官帽,生活质量没有下降的现象比比皆是,党纪政纪处分基本不影响违纪者的经济收入,使人民群众的心理难以平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大潮对政治制裁进行了无情的冲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门路比较单一,人们都珍惜自己的一份工作。特别是能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谋取一个职位实属不易,而且一旦端上这个铁饭碗,一生都有了保障,所以人们害怕处分。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就业门路宽了。一个人如果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因犯错误受了处分,感到政治前景暗淡时,可以另谋生计,重新就业。事实上,确有一些领导干部犯严重错误被撤销了职务,下海经商办企业后,很快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老板。现在,有些人不再把政治制裁看得很重。所以,对严重违纪者在进行政治制裁的同时予以一定的经济制裁是十分必要的。建立廉政保证金,就是每月从国家公职人员的薪金中按比例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并储存起来,工龄越长,职位越高,提取的额度也越高。廉政保证金的提取标准要适当,既不能影响国家公职人员的正常生活,又要累计起来数额相当可观。如果公职人员在工作期间不犯严重错误,退休后保证金全额发给本人。政府还可以设立奖励基金,对那些始终廉洁奉公、政纪突出的工作人员退休时发给一定数额的奖金。一旦公职人员发生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违纪行为,受行政记大过以上处分的,则按处分的档次对廉政保证金按一定比例予以扣除,如果受撤职以上处分或被依法追究的,则全额扣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廉政保证金既是国家公职人员的一种可靠的生活福利待遇,又是一种廉洁抵押。
（四）加重腐败的精神成本,让腐败者受到道德和良心的审判。腐败的精神成本有两种:一是可能被发现的心理负担;二是被发现或被惩罚后的“臭名远扬”、“身败名裂”。因而提高腐败的精神成本,最重要的措施是将行贿者和受贿者信息“公布于天下”, 以此对腐败者及其家庭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坚决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也无需怕影响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只要我们将反复的决心落实到行动，就一定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逐渐使“腐败必究,逢究必严”也能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成为人们普遍的潜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