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改革和完善家事案件审判体制之构想
——以婚姻案件审判现状为背景

王礼仁


【摘要】我国目前的婚姻案件审判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其集中表现在“三无”与“多头主管”和“分散审判”。“三无”即无相应的审判程序、无独立的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多头主管”，就是法院和民政部门都主管婚姻无效、撤销等婚姻纠纷。“分散审判”， 就是法院内部的婚姻案件实行“民行分立”的审判模式，即一般婚姻案件与婚姻行政案件分别由两个不同审判庭审理。这种现状，完全不适应婚姻案件实际情况的需要，严重影响了婚姻审判的质量，削弱和降低了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正面影响力和调控力。因而，必须对婚姻审判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和完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婚姻审判自身特点、满足婚姻审判实际需要的新体制。改革现行婚姻审判体制，必须制度、机构、人员“三管齐上”，实行家事审判有专门程序、专门机构、专业人员 ，即建立独立的家事诉讼制度；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将“双头”主管改由法院一家主管；将法院内部的“民行分立”撤并归一）；配备专业的家事法官。家事诉讼的特殊性，需要建立与之对称性诉讼程序；多头主管和分散审判弊端多，统一归口审判具有科学性；家事审判专业性强，配备专业法官具有必要性。
【关键词】婚姻；人事；家事；家事程序；家事审判庭；家事法官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我国目前的婚姻案件（亦称婚姻家庭案件、家事案件、人事案件）审判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其集中表现就是“三无”与“多头主管”和“分散审判”。 “三无” 即无相应的审判程序、无独立的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 。“多头主管”，就是法院和民政部门都主管婚姻无效、撤销等婚姻纠纷。“分散审判”， 就是法院内部的婚姻案件实行“民行分立”的审判模式，即一般婚姻案件与婚姻行政案件分别由两个不同审判庭审理。这种现象，完全不适应婚姻案件实际情况的需要，严重影响了婚姻审判的质量，并使诸多婚姻案件不能纳入法制轨道进行调整，削弱和降低了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正面影响力和调控力，导致婚姻案件对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增加。在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新时代，必须对婚姻审判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婚姻审判自身规律和特点、满足婚姻审判实际需要的新体制。

　　一、完善诉讼程序——制定家事诉讼制度

　　根据程序相称性原理，诉讼程序应当与其所对应的诉讼标的相匹配，或者与所解决的纠纷规模相适应。家事案件有其独立的特性或品质，通常诉讼程序对其不能完全适用。婚姻等家事案件的基本属性属于身份关系诉讼，具有高度人身性、社会性、公益性的特点。而通常诉讼程序，主要是关于财产诉讼的程序，用以解决当事人因利益分配所引起的争议纠纷。这对于家事案件，并不适用或不能完全适用。因而，对于家事案件，应当建立与之相称的家事诉讼程序（亦称人事诉讼程序）。

　　（一）我国没有建立家事诉讼的成因分析

　　我国一直没有设立家事诉讼程序，分析其原因，莫非如下几个方面。

　　1、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先于民事诉讼制度。我国80年代才颁布第一部试行性质的民事诉讼法，90年代才颁布第一部正式的民事诉讼法。而早在1950年我国即制定了婚姻法。由于婚姻家庭制度先于民事诉讼制度建立，婚姻案件的审理程序，代表和影响了整个民事诉讼程序，婚姻诉讼程序成为当时民事诉讼的主流，这就决定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单独设立家事诉讼制度。在人们的观念中，家事诉讼就是通常诉讼，不是特别诉讼。因此，这就不可能再设立专门的家事诉讼制度。

　　2、长期实行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由于主客观原因，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从客观原因来看，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知识）上，主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能力来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条件，尚不具备。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当时宜采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1]。从主观原因来看，我国受前苏联的影响以及国内日益盛行的极左思想的束缚，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司法程序上完全按照行政模式建立和运作，在民事诉讼程序上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官居于诉讼主导地位为基本特征的职权主义民事诉讼理论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包揽诉讼，民事诉讼实际上采取的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2]家事诉讼与通常诉讼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通常诉讼的辩论主义原则在家事诉讼中限制适用，家事诉讼中更多的要体现职权主义诉讼原则。而由于当时主要采取的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没有实行辩论主义诉讼模式，通常诉讼和人事诉讼没有什么特殊区别，家事诉讼中的职权主义色彩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家事诉讼实际上就是辩论主义的某些例外，而没有辩论主义原则就不可能有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再单独设立家事诉讼程序。

　　3、调解制度适应了家事诉讼的需要。我国法院一直强调和重视诉讼调解，这也正好适应或满足了处理婚姻案件的特点和需要。

　　（二）目前建立家事制度的必要性

　　由于立法制度和司法模式的转变，使家事诉讼制度的设立成为必要和可能。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从立法的角度看，建立家事诉讼制度迫在眉睫

　　一是我国有关家事诉讼的范围越来越来广。我国除婚姻法外，先后颁布了继承法、收养法等有关涉及身份关系诉讼的法律，特别是2001年通过的修改后的婚姻法，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这不仅使身份关系诉讼的范围增加，而且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案件的诉讼特点来看，职权干涉原则的色彩更加浓厚。从家事诉讼范围及其自身诉讼的特点来看，应当从通常诉讼中分离出来，另行规定。

　　二是我国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不适应家事诉讼的需要。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虽然有一些关于身份关系诉讼的特别规定，但这些特别规定既零星分散，又不够全面和系统，不仅不便于司法实践操作和运用，也不能满足家事诉讼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制定一部内容完善，能适应家事诉讼需要的诉讼制度。

　　三是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通常诉讼与人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诉讼规则。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设立家事诉讼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就家事诉讼或人事诉讼作出专门的司法解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规定》）确立了对通常诉讼案件，实行以辩论主义为主的诉讼原则，并明确规定有关身份关系诉讼不适用于通常诉讼的有关规则。如《规定》首次在第8条和其他有关条文中规定了通常诉讼中的自认等辩论主义诉讼规则，不适用于身份关系诉讼案件。可以说，这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史上一次划时代或革命性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的民事诉讼已经结束了长期以来超职权主义的单一诉讼模式，辩论主义原则正在逐渐形成，通常诉讼与身份诉讼开始分野，通常诉讼程序所遵循的辩论主义程序法理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家事诉讼。

　　这种制度层面上的变化，必然涉及到整个家事诉讼制度的变化。由于《规定》是关于民事证据的规则，不是身份关系诉讼的特别规定。因而，对有关身份关系诉讼不可能作出全面规定，更不可能就证据以外的有关身份诉讼的规则作出规定。这就迫切需要另行建立一部比较完善的家事诉讼制度，以弥补《规定》的不足。否则，就会出现在证据认定上区分通常诉讼与身份诉讼，而在其他诉讼环节上，则又不区别通常诉讼与身份诉讼，导致诉讼程序上的混乱和矛盾。可见，建立一部比较完善的家事诉讼制度，全面厘清身份诉讼与通常诉讼的关系，已经迫在眉睫。

　　2、从司法实践来看，建立家事诉讼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从司法实践来看，涉及的家事纠纷也越来越多，仅最高人民法院新近颁布的民事案由中的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案由类型，就有20多个，而且还不全面，比如亲子关系诉讼（亲子认领、亲子否认等）案件、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离婚无效、重婚或与婚外异性同居中合法配偶提出的解除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关系案件等，都没有在民事案由中列举。实际上婚姻家庭（继承）案件，可独立确定案由已经达到30多种。同时，随着婚姻家庭案件类型越来越多，传统的诉讼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以往的离婚诉讼不存在反诉问题，而随着无效婚姻制度的出现，在离婚诉讼中就可能发生反诉问题。如原告起诉离婚，被告反诉婚姻无效或不成立。随着社会的变化，非法同居、婚外异性同居现象不断增多，导致亲子关系诉讼案件增多，甚至在子女抚养案件中，也经常发生亲子认定问题。这些案件都直接涉及到身份关系的诉讼问题。而目前在民事审判诉讼活动中，由于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深入，正在更多地采用辩论主义原则。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身份关系诉讼案件正在逐步增多，这类案件需要进一步强化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整个审判方式又在向辩论主义诉讼模式变革，两者正好相反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家事诉讼制度，必然导致法官在审理身份关系诉讼案件时，适用以辩论主义原则为主要特征的通常诉讼程序，身份关系诉讼的特点被抹杀。因而，建立家事诉讼制度，从制度上为家事审判提供保障，已经势在必行。

　　3、从家事案件的特点看，需要相对称的程序保障

　　家事案件在管辖、当事人、起诉（包括诉的变更、合并、反诉等）、言辞辩论（不适用或限制适用辩论主义，采取职权主义）、诉讼中止和终结及承受、判决的效力、调解程序等方面，都有别于通常诉讼，需要作出一些例外的特别规定。如《规定》规定了“自认”不适用于涉及身份关系的诉讼，这是通常诉讼中适用辩论原则的例外。那么，家事诉讼与通常诉讼到底还有哪些例外？对于“认诺”（即对诉讼请求的承认）和诉讼事实不争，是否适用家事诉讼？对此没有规定。从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有关人事诉讼制度的规定来看，通常诉讼程序中关于认诺效力的规定，在婚姻等身份诉讼中限制适用。又如在通常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主张的事实自认或不争执，对方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可以免除举证责任。而在家事诉讼中对此则限制适用。同时，在家事诉讼中，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证据，也可以依职权考虑双方未提出的事实。这种做法，属于辩论原则的例外。此外，家事案件的合并与反诉等，都有特殊的规则（如别诉禁止）。上述内容，我国目前都未规定。这不仅在立法上不完善，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许多困惑。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四号

　　《深圳经济特区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经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6年1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六年二月六日

深圳经济特区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
（2006年1月20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有效预防和打击走私行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反走私工作坚持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遵循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三条海关、公安、边防、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反走私工作职责，其他国家机关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
　　 第四条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区政府）依照本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
　　 市、区反走私综合治理机构（以下简称综治机构）具体负责反走私综合治理的组织、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工作。
　　 市综治机构对区综治机构的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所需经费，由市、区政府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国家、省下拨的反走私专项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章　职责

　　 第六条海关是国家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依法独立履行查缉走私的职责。
　　 市、区政府及其各部门应当支持海关依法行使职权，不得干预海关的执法活动。
　　 第七条公安机关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法查处发生在海关监管区外的非涉税走私犯罪案件；
　　 （二）对海关监管区外的走私行为，及时制止、查缉；
　　 （三）在海关、边防、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履行反走私职责遇到抗拒时，予以协助并依法处理；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公安边防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反走私工作职责。
　　 第八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会同有关部门对销售走私货物或者物品、特许减免税进口的物品、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的物品的市场进行监控、清查和整治；
　　 （二）配合有关部门查处发生在进出口企业以及特殊行业的涉嫌走私行为；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综治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宣传有关反走私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拟定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规划、计划，经本级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组织、指导、协调有关单位开展预防走私工作；
　　 （四）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行动，督办、查处重大、复杂走私案件；
　　 （五）协调有关部门处理抗拒、阻挠查缉走私等突发事件；
　　 （六）监督、检查、考核有关单位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
　　 （七）协调处理海关查缉走私需要地方政府部门配合的有关事项；
　　 （八）组织与周边地区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合作；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检验检疫、经贸、税务、文化、渔政渔监、烟草专卖、酒类管理、金融等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在履行职责时，发现走私线索的，应当及时通知海关或者综治机构。

第三章　预 防

　　 第十一条反走私综合治理实行工作责任制。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开展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的情况应当纳入绩效考核范围。
　　 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的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市综治机构应当定期发布反走私综合治理情况报告，总结全市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分析走私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提出预防走私的各项具体措施。
　　 第十三条市综治机构指导进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建立反走私信用制度，并协调有关部门对进出口企业按照信用等级进行分类管理。
　　 第十四条建立反走私监测预警机制，由市综治机构协调有关部门，分析预测走私动态，指导有关单位开展预防工作。
　　 第十五条建立反走私应急处理机制，由市综治机构协调有关部门，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做好相关应急准备工作。
　　 第十六条综治机构应当加强反走私宣传教育，有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当给予支持和配合。
　　 第十七条新闻媒体应当根据需要，加强反走私综合治理宣传报道工作。

第四章　查 缉

　　 第十八条建立反走私综合治理联席会议制度，由市综治机构召集有关部门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处理下列事项：
　　 （一）分析走私动态和形势；
　　 （二）提出反走私具体措施；
　　 （三）部署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行动；
　　 （四）需要协调处理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建立反走私情报交换处理机制，由市综治机构协调海关、公安、边防、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进行信息交流，实现情报共享。
　　 第二十条综治机构应当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走私高发区域、走私重点渠道、走私热点商品进行专项治理。
　　 第二十一条组织他人以合理自用为名，采取少量多次方式携带物品入境销售牟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组织者非法收集的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额一至三倍的罚款；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建立反走私情报信息激励机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情报信息搜集工作，及时处理获取的情报信息，并依照有关规定对情报信息提供者给予奖励。
　　 奖励的具体办法由市综治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章　处理

　　 第二十三条依法由海关管辖的走私案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移送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发生管辖异议的走私案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提交市综治机构协调处理。
　　 第二十四条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查获涉嫌走私货物、物品，但所有人和走私违法事实均无法查清的，应当将该货物、物品移交市综治机构；市综治机构应当发布期限为六十日的认领公告。公告期满无人认领的，移送市财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具体办法由市综治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前款货物、物品中的危险品或者鲜活、易腐烂、易失效等不宜长期保存的，由市综治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处理，所得款项存入财政专户；公告期满无人认领的，上缴国库。
　　 第二十五条对专门或者多次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由海关依法处理；其他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由市综治机构登记备案，并建议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对需要集中销毁的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由市综治机构组织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予以销毁。
　　 第二十六条企业、个体工商户销售走私货物、物品的，除依法由海关查处的以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没收；销售数量较大的，依法吊销经营者营业执照；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奖 惩

　　 第二十七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个人，由市、区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落实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成绩显著的；
　　 （二）查处重大、特大走私案件，贡献突出的；
　　 （三）积极协助查获走私案件，贡献突出的；
　　 （四）查处反动、淫秽、侵犯知识产权等走私货物、物品，数量较大的；
　　 （五）反走私综合治理研究成果或者合理化建议被采纳，成效明显的；
　　 （六）对反走私工作有其他突出贡献的。
　　 表彰和奖励的具体办法由市综治机构另行拟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八条有关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综治机构责令整改，并予以通报：
　　 （一）未有效落实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责任制，导致本地区、本辖区走私活动严重或者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未按照应急处理预案妥善处理暴力抗拒缉私或者阻挠缉私等突发事件的；
　　 （三）未有效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职责的。
　　 第二十九条有关部门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本条例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