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公众参与是民主法治社会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同时公众参与立法和良法之治二者间，实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的过程中，主要是扮演着辅助立法者的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有助于促进立法通过和立法完善的作用，其实践经验具有一定的特殊时空性，与我国大陆的发展进程、客观制度及其当下运作经验脉络并不全然一致。同时，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发展迄今，仍有待更进一步地予以完善。


一、问题的缘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卓著成就。经济的飞跃发展，带动了社会急剧转型，也衍生出各种危机与挑战，并集中体现在现阶段我国大陆逐渐酝积和出现的社会失序和各阶层间的对立。对此，执政党寻求因应和有效解决的突破口之一，就在于吸纳和引入外在的激励与制约机制—公众参与制度。此制度中的立法层面的公众参与，则已是当代西方代议制度发展历程中立法民主化的重要展现，更成为发展趋势与时代潮流。实践证明，公众参与立法所呈现出的立法民主化、正当化和科学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立法通过、提高立法质量和立法完善等作用。尤其在当前为推进我国大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以及探索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历程中，作为与此目标相适应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对于民主发展和政治文明进程，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推进作用和深远的价值意涵，也是我国大陆民主发展历程中的客观规律体现和必然要求。


应当说，公众参与立法作为现今代议制度的重要补充，其对于“人民当家作主”理念的落实和民主制度的推进、巩固与深化作用，已成为国人共识。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与客观因素，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得以较早地开启和积累了较多的公众参与立法的实作经验与教训，而在大陆的立法实践中仍是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因而，对此命题的分析和探究，或许将为我国大陆当下日益兴起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提供一定程度的现实参照意义。这同时也是我国大陆法治建设之路所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值得予以重视。此外，据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于现行代议制立法下的公众参与仍存有一定程度的置疑。例如，公众以何种角色或地位来参与立法活动？能否或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所可能面临到的制约因素为何？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将有助于我们更为理性地认识到公众参与立法的作用和局限。


展开论述之前，将相关概念界定如下：公众指立法主体（主要指台湾地区的“立法委员”）以外的一般利益主体（公众个人、利益集团）。公众参与立法，就是公众在相关立法制度安排的保障下，采取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参与到立法活动过程，以合法表达其利益或诉求，从而影响立法决策的行为。[1]

二、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中的角色安排及其作用

立法是对法律所欲规范主体间的“权利资源”和“权力资源”进行制度化的配置，在立法活动中，唯有使参与其中的各个利益主体能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反复的、充分的参与博弈，才能使所制定的法律达到有效地平衡、并能合理地调整各方利益主体间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从而使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能在日后的实践中起到最为优化的社会效用。在此意义上，也可了解到，利益主体可以经由合法的参与平台，以沟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来充分表达和参与一切有关或感兴趣的社会公共政策、法律等议题，以满足其利益偏好或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公众参与立法的内在本质，也就是强调立法的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统一；同时，也是西方当代民主思潮中的“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理念的核心精神所在。[2]然而，公众参与立法虽是推进立法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有益途径，但是，在研究和制定某一具体法律制度时，需要特别考量和关注的是：法律制度的设计应更多地权衡其所处客观环境，以及实践后的具体社会后果的评价与公众普遍的感受性，而非仅只是着重于简单抽象的法律内容的逻辑自洽。正如美国学者弗里德曼所言：“给予法律制度生命和真实性的是外面的社会世界”。[3]为此，以下论述即紧紧围绕在对现实台湾地区立法活动中的公众参与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具体起到作用的考察，此也将能够促使我们更为客观、实际和深入地来检验该制度设计在实践过程中的成效。


（一）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中扮演着辅助立法者的角色


从一般的角色理论看，角色是因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而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生成了不同角色的职责与功能期待，及其角色互动中所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或互补关系。[4]对台湾地区相关的法律制度安排与公众参与立法活动过程予以检视，不难发现，民选的立法者是被赋予代表“民意”和忠于社会公益的主要角色来进行立法；相应的，公众则被视为立法者的“辅助者”。这一不同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权力资源配置，同时也展现在立法活动过程中所可能起到作用程度的差异。也就是说，最终也都受到相关法律制度的结构性制约。[5]当下台湾地区立法学界和实务界关于立法主体的界定，是以“法律提案权”的有无为依据，因此，公众不是立法活动的主体。[6]这可以清楚地从相关法律规定中得到佐证。如台湾地区“宪法”第62条规定：“‘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的‘立法委员’组成，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另外，由于台湾地区迄今一直实行的是1947年所谓的“五权宪法”制度架构（此“宪法”虽经多次修正，但“五权”框架未变），相应的其他政府部门也皆有提案权（台湾地区的行政、司法、考试和监察机构也依法享有立法提案权，但由于本文研究旨趣所限，不予论述）。另外，从现今台湾地区最为常见的、同时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立法活动途径—立法听证为例（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尚有请愿、游说、记者会、网络媒体、立法听证会、立法座谈会等），台湾地区“宪法”第67条第2款明文规定：各种委员会“得”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到会备询。此外，“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54条也规定了“立法院”各委员会交付之议案，“得”举行公听会（此即为大陆的立法听证会）。同法第56条规定，立法听证会的举行，“得”邀请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出席表达意见。同法第58、 59条则最后规定了，立法听证会结束后须提交报告给“立委”与出席人员，但该报告仅作为“立委”审议之“参考”。


从前述台湾地区现存立法制度安排的结构中，首先，可发现存在两个主要参与者：即“立法委员”及其以外的一般利益主体（公众个人和利益集团）。“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由“立法委员”组成，具体行使立法权。其次，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听证）时，其“入场券”（出席听证会的权利）的发放与否、立法听证会后报告的采纳与否（仅作为“立委”审议“参考”）皆掌控在立法者手中，且无相应的法律后果对其约束。这无疑体现了两个立法参与者在立法活动中的权利/权力互动博弈的关系，及其所处的核心与边缘的地位关系，更决定了公众参与立法活动所能发挥作用的程度。因而，也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台湾地区立法活动过程中，公众充其量是作为立法辅助者角色，并处于制度设置结构的边缘、模糊地位。公众仅享有立法的“参与权”和“表达权”，而关于重大的立法提案、审议、表决和立法决策权，等等，仍归属“立法委员”。因而，公众参与立法的相关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态度与支持。相应地，“立法委员”是以立法活动的核心主角出现，享有主持、召开和掌控有关立法活动程序的种种支配性权力，并拥有最终的立法决策权。也许有研究者存疑：在法律制度约束下，公众作为立法辅助者，处于边缘、模糊地位，则作为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理性”的公众，经过理性的计算与权衡，仍会选择参与立法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吗？若是，则其意愿、动力来源为何？还有，最重要的是公众参与能否或起到多大作用？对此，本文将借由一个个案加以阐释和论证。为此，也将就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背后的特殊历史时空环境脉络，及其客观的实践语境予以结合、审视。


（二）台湾地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中起到促进立法通过和完善的作用


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的实践发展，从摸索、试错到迈向“有待”成熟完善，迄今已积累有近50多年的经验。最早似可溯至1962年“立法院”所审议的“医师法”修正案。当时就有许多民间的利益集团—“医师公会”、“中医师公会”、“牙医师公会”、“镶牙齿模承造业职业公会”等，纷纷向“立法委员”寄函来影响“医师法”的修正，以期维护自身权益。[7] 1960-1987年以前，台湾社会仍处于“威权体制”之下，因而，前述相关的法律规定大都形同“摆设”、“虚置”，致使公众参与立法的力度和空间受到各种客观外在的限制。公众对于参与立法虽有强烈需求，但仅能进行“摸索式”、“地下化”和“有限度”的参与。而真正有了较为显著的改变，则是1987年解除戒严之后。台湾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的启动加上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经过大约20年的经济腾飞，为社会关系的改变、社会结构的变迁、公民意识的生发、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市民社会的形塑等方面，奠定了相当厚实的根基。[8]同时，也在1974年始发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带动下，提供了“威权体制”松动和转型的重要变革能量，而逐渐开启“尘封已久”的参与空间。[9]当时中产阶级逐渐兴起与壮大，更成为日后立法民主制度转型的重要动力。其显著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有别于以往分散于社会各角落的“原子化”公众个人，而代之以成立各种合法组织的“人民团体”（政治团体、职业团体和社会团体），作为凝结、汇聚各种利益需求的中介，进而以强大的组织集中力、透过各种参与立法的途径来影响立法活动。解严后，在面临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急剧发展态势，相应完善的法律制度不断出台，且先前各种外在的客观制约因素也已逐渐退却，从而促使公众参与的渠道更为公开化、扩大化和多元化。同时，也提高和激发了公众参与立法的意识与饱满情绪，使得被“压抑”已久的巨大参与能量逐渐迸发出来。表现在：一方面，经由公众选举产生组成的“立法院”，已摆脱以往的“花瓶”、“橡皮图章”角色，而成为最为重要的民意实践场域。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具体实践中的立法转型：有越来越多的各阶层利益主体参与立法活动。那种解严前大部分纯由立法者制定法律、公众仅能被动守法而无法参与立法的局面已大为改观；代之的是立法者听取公众利益表达进而权衡各方利益的立法格局。


“立法院”是台湾地区最高的立法机关，拥有法律所赋予的各项职权。举凡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以及其它相关的重要法案等，皆须经“立法院”通过，因而“立法院”已成为公众利益诉求和表达的重要渠道。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私益与公共利益）都在此得以表达、协商、竞争和妥协，最后以立法的方式而为社会大众所遵守。公众为了能在立法活动中有效地影响立法决策从而有助于其利益的实现，一般都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其中。而对于掌握立法权力资源、能调整社会关系和决定利益资源分配的“立法委员”，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中竞相追逐和极力笼络的对象。经济的不断发展，带动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社会分工日益专门化与多元化，以及民主法治的进步。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主体间社会关系、利益矛盾的多元化、复杂化。因而，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实践案例及其成果，也就相应增加，形成了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趋势。例如，80年代的“劳动基准法”、“银行法”、“优生保健法”、“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民法亲属篇修正案”和“纺织品配额办法修正案”，以及90年代的“海关进口税修正案”、“药物药商管理法修正案”和“汽车强制责任保险法”等法律[10]其出台背后，都可看到公众参与的热情身影，并一定程度地影响着立法决策。


“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11]在现今民主制度中，公众意见的表达与讨论，是通过完备而明确的法律制度加以确认。一般意义上的制度是指稳定、反复的，并在实践中起到制约人们行为方式的作用。[12]因而，公众必须凭依合法有效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机制的保障，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利益需求的表达、协商与对话，从而使立法者根据社会大多数的集体意志和公共利益，来制定客观可行的“良法”。此外，立法的效能，正取决于立法活动过程本身的正当性。也就是说，一项立法活动若没有获得公众的参与和认可，将衍生出立法活动内在的程序正义的缺失，从而导致立法结果正当性的置疑。[13]再者，立法是一种动态的、有序的事务，是一种特定的活动过程。立法活动实质上是立法者将社会大众普遍的利益需要和诉求，依据法律的规定在一定职权内，通过相应的程序有选择地转化和上升为国家所赋予和认可的法律利益的活动。而按学者周旺生教授的见解，立法活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观察：立法准备阶段：法案到法的阶段；立法的完善阶段。此三阶段的划分，也有助于本文的论述和分析。[14]鉴于本文的研究旨趣，为了使命题的论证得以展开并有所依附，故以台湾地区“烟害防制法”的立法活动过程为例，从中将可发现公众在每个不同阶段的立法活动中，所表现出不同或交叉运用的参与方式，从而也为我们具体揭示出公众在参与立法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起到的相关作用。


对台湾地区“烟害防制法”的立法过程作概括梳理，可知该法案得以出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台湾地区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历史轨迹与心路历程。当时台湾地区的烟害问题严重恶化，青少年吸烟人数的比例过大且逐年攀升，每年有数万人死于烟害，而由此造成的医疗支出与相关的社会经济损失高达百亿以上。几十年来各种烟品的总消耗量未见下降，政府所执行的烟害防制效果不彰。针对此“制度失灵”现状，经由公众个人自发倡议，旨在烟害防制和促进人民健康的民间公益性团体—董氏基金会于1984年正式成立（此为一推动烟害防制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之初大量收集和翻译海内外的相关烟害防制资料，并邀集医界、学界和环保人士共同参与。其专责于烟害防制的政策规划、教育宣导、媒体传播、戒烟计划等议题，并促成相关法案之立法、修订与监督执法）。董氏基金会意识到，唯有透过参与立法的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或降低烟害问题。遂即着手参与相关的立法活动，并最终倡议和催生了一项公益性法案—“烟害防制法”草案。此法案于1992年送“立法院”审议，直至1997年才获通过。在此期间，基金会与烟商（台湾地区烟业协会）曾对此法案名称和实质内容发生过严重的争执，致使立法进度一度因缺乏共识而延宕。而后，双方也曾动用大量立法资源来寻求和影响“立法委员”的支持。所幸最后“烟害防制法”在立法者、董氏基金会和烟商间的诸多利益博弈下，于1997年完成立法与实施。这成为又一个由公众自发推动和促进立法通过的成功案例。以下，本文将以先前所界定的立法活动三阶段，来予以检证。


1．在立法准备阶段：董氏基金会自1986年起先后举办过众多场次的记者会，试图借由舆论媒体的报导以寻求社会大众的关注和支持，使其公益性法案立法宗旨的“正当性”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进而影响立法决策。例如，该基金会曾举办了“消费者有拒绝二手烟的拒绝权”、“支持烟害防制法—全民给“立法委员”的一封信”和“烟害防制法”的记者会等。此外，为了达到宣传和推进其立法诉求，举办了各种电视、广播媒体、贴纸、海报、报纸杂志等公益活动，同时也应邀出席“立委”所召开的立法座谈会。借由活动的举办和参与，该基金会从中征求和汇集了大量的社会各界意见和相关立法信息。随后，并自行聘请律师草拟“禁烟法草案”大纲，提供相关有益的立法信息给“立法委员”作为其立法决策的参考。另外，基金会也曾结合医界、教师、妇女和环保等21个公益性团体成立了“拒烟联盟”，共同签署并提交“促请烟害防制法早日完成立法”的请愿书给“立法委员”，具体要求其将该法案列为当期立法议程的重大优先法案，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立法决策，催生了法律的出台。[15]


2．在法案到法阶段：在“烟害防制法”送“立法院”审议时，“拒烟联盟”积极采取各种参与立法活动策略试图影响立法者。其中较具特色和关键的有：（1）联盟主要成员经常拜会立法委员及其助理，多次请求将该法案列入优先审查。并制作了大量“说帖”，说明该法案的重要性，争取相关“立法委员”的支持；（2）参加“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内举办的立法听证会，针对与会的行政部门官员、立法委员和舆论媒体对相关法案的争议或不了解的部分作进一步的沟通、协调与说明。并在法案审议过程中适时提供相关资料，以化解各界疑虑，促使立法活动顺利进行；（3）进行相关的立法游说活动。董氏基金会和烟商的利益诉求不同（前者为公益，后者为私益），各自所能动用的资源和影响力互异（如人力和财力资源悬殊），因而其立法游说方式各有不同。例如，前者常藉由高度民意的正当性支持而动员公众以电话或信件向“立委”施压（即采取“低成本”的诉诸于社会舆论的传播力）；后者则往往交由有经验或有深厚政商背景的公关公司来代为运作。不难发现，在立法博弈过程中，出现了立场互异、各自有所支持的立法者（此时的立法者适足以鲜明地展现其各自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并进而表现在其各自所持的预设立场、态度与投票结果上。在所谓“烟商版”和“公益版”不断“角力”的情况下，该法案最终以“折衷协商版”的妥协方式出台，显现出“公共利益”和“私益”博弈的复杂性。


3．在立法的完善阶段：“烟害防制法”经由“立法院”三读通过并公布施行后，上述这些全力推动烟害防制立法的民间公益性团体，也从原先的立法倡议、推动者转变而为监督执法者和进一步协助完善立法的角色。这些团体拥有固定的联合监督“法律施行”的例行性举措，例如，每年定期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公布关于该法运行成效的结果报告，从而“提醒”公众关注，也达到普法宣传的效果。与此同时，对行政部门的执法、监督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而使该法得到较好的施行成果。另外，还结合其他民间团体通过记者会，多次要求“立委”召开立法听证会，促使法律适时改进和完善。

浙江省公安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

浙公通字〔2008〕82号


各市、县（市、区）公安局：
为规范我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工作，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方便群众办事，根据国家有关户籍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省厅制定了《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本规定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以前本厅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厅。
附件：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目录

浙江省公安厅
二○○八年五月十五日


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 行）

目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立户分户登记
第三章 出生登记
第四章 死亡登记
第五章 迁移登记
第六章 变更更正登记
第七章 注销、恢复与其他登记
第八章 户口证件签发
第九章 户口档案管理与信息查询
第十章 办理程序与法律责任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方便群众办事，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公民常住户口的登记管理，适用本规定。公民居民身份证的申领和发放，依照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三条 公民应当依照本规定在经常居住的合法固定住所地登记常住户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常住户口。
第四条 公民的户口迁移，遵循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人户一致和整户迁移的原则，实行条件准入制。
第五条 户口登记管理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具体管理职能由各级公安机关户口管理部门承担。具有户口登记管理职能的公安派出所和由公安机关设置的户证办理中心、办证中心等机构，具体承办本辖区的户口登记管理工作。
第六条 承办具体户口登记管理工作，由取得户口管理岗位任职资格的在编、在职民警负责。户口协勤人员可以协助从事户口登记事项受理、人口信息录入、户口档案整理等辅助性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和公安派出所（包括具体承办户口登记管理工作的户证办理中心、办证中心等，下同）应当按照核定的收费标准收取有关证件工本费，收费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章 立户分户登记
第八条 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共同居住生活在同一住址、同一成套合法固定住所内的常住人口，立为一户。单身居住的，可以单立为一户。
一般住家户以家庭为单位立户。非住宅用房和违法建造的房屋，不予立户。
第九条 家庭户户主一般由户内常住人口中合法固定住所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担任。集体户户主由所在单位指定。未成年人一般不能担任户主。
家庭户户主负责保管本户的居民户口簿，申报与户有关的户口登记，督促户内其他成员申报户口登记。
第十条 符合立户条件的，可以由户主持下列证明材料之一，向合法固定住所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立户登记：
（一）房屋权属证明；
（二）公有房屋租赁使用证明；
（三）国土资源、建设（房地产）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相应凭证；
（四）其他能够证明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属于申请人的证明。
第十一条 房屋所有权、使用权发生转移，新入住户要求户口迁入而原住户拒不迁出的，新入住户可以按本规定第十条之规定申报立户登记。
第十二条 户内因发生婚姻、分家等变化需要分户，且房屋所有权、使用权已经分割的，可以凭能够证明房屋所有权、使用权已经分割的证明材料申报分户登记。房屋所有权、使用权未分割的，不予分户。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经公安派出所核准，可以设立单位集体户：
（一）集体宿舍房屋产权为本单位所有；
（二）有居住在本单位集体宿舍且相互之间无家庭成员关系的职工；
（三）居住集体宿舍人员数量较多（一般不少于10人），确有设立单位集体户必要；
（四）有专人负责协助管理集体户口。
非本单位职工不得挂靠单位集体户。一个单位一般只设立一个单位集体户。
第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普通中等学校（以下简称大中专院校），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户口管理部门核准，可以设立学生集体户：
（一）具有相应的学历教育招生资格；
（二）具有招收外地生源学生资格；
（三）有专人负责协助管理集体户口。
第十五条 根据需要，经公安派出所核准，可以以乡（镇、街道）或者社区、村（居）委会为单位设立社区集体户，统一挂靠符合当地落户条件但在本地无合法固定住所且无处挂靠户口公民的户口。
第三章 出生登记
第十六条 婴儿（包括超计划生育、非婚生育的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婴儿的监护人或者户主持出生医学证明向婴儿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
第十七条 户口登记的姓名，应当使用规范汉字，符合公序良俗，可以随父姓或者随母姓。
第十八条 户口登记的民族，应当依据父亲或者母亲的民族成份确定，所登记的民族应当是国家正式认定的民族族称。
第十九条 大中专院校的已婚学生夫妻双方户口均属学生集体户口的，在学期间所生子女的户口应当在该子女的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待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毕业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后，再办理该子女投靠父母的落户手续。
大中专院校的已婚学生夫妻一方户口属学生集体户口，其配偶为非学生集体户口的，在学期间所生子女的户口应当在其配偶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
第二十条 夫妻一方为现役军人、一方为地方居民的，所生子女应当在地方居民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夫妻双方均为现役军人的，所生子女可以在父亲或者母亲部队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也可以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
第二十一条 出国人员在国外所生具有中国国籍、未满5周岁的子女，凭子女的出生证明、子女和父母回国使用的护照或旅行证、父母的结婚证明等（前述证明的文字为非中文的，还应当提交翻译件），向父亲或者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所生子女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永久）居留权，或者已在住在国连续合法居留满5年的，还应当提交该子女的华侨回国定居证和批准定居通知书。
第二十二条 公民个人收养的婴儿未办理出生登记的，由收养人持民政部门出具的收养登记证向收养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
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由该机构负责人持婴儿、儿童基本情况证明以及收养社会福利机构资格证明，向该机构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
第二十三条 婴儿出生时已经死亡的，不进行出生登记。婴儿出生后，在申报出生登记前死亡的，应当同时申报出生和死亡登记。
第四章 死亡登记
第二十四条 公民自然死亡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或者社区、村（居）委会持死亡公民的死亡证明、居民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向死亡公民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死亡登记，注销户口。
死亡证明是指：公民死于医疗单位的，凭《死亡医学证明书》；公民正常死亡但无法取得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的，凭社区、村（居）委会或者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公民非正常死亡或者卫生部门不能确定是否属于正常死亡者，凭公安司法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死亡公民已经火化的，凭殡葬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
第二十五条 公民被宣告死亡的，由利害关系人持人民法院死亡宣告判决书和相关证件向公安派出所办理注销户口手续。
被宣告死亡的公民重新出现或者确知其没有死亡的，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持人民法院撤销宣告判决书申报恢复户口。
第二十六条 公民死亡，申报义务人未按规定申报死亡登记的，利害关系人、发现人或者社区、村（居）委会可以向公安派出所报告。公安派出所经调查核实后，应当告知申报义务人按规定申报死亡登记。经告知后，申报义务人仍不按规定申报死亡登记的，公安派出所可以凭调查取得的材料，注销死亡公民的户口。
第二十七条 公民在暂住地死亡的，暂住地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死亡公民暂住地的出租人、旅店管理人或者其他人员的申报，将死亡公民的姓名和死亡的地点、时间、原因等及时通知死亡公民常住地公安机关，由死亡公民常住地公安派出所办理死亡登记，注销户口。无法查明死亡公民常住地的，暂住地公安机关应当将已经查明的事项和死亡情况登记备查。
第二十八条 公民在迁移过程中死亡的，由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迁入和死亡登记。
第二十九条 办理死亡登记时，应当登记死亡公民的有关情况，在本人居民户口簿、常住人口登记表等簿册和人口信息管理系统中注销户口，并缴销居民身份证；单身独户的，还应当缴销居民户口簿。
第五章 迁移登记
第三十条 公民离开户口登记的常住地到另一常住地实际长期居住的，应当由迁移人或者户主及时向公安派出所申报迁移登记。
第三十一条 公民申报迁移登记时，应当提交与迁移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并按规定申领户口准迁证、户口迁移证等户口迁移证件。
第三十二条 户口准迁证、户口迁移证等户口迁移证件超过有效日期、登记的迁往地址与迁入地不一致或者遗失的，应当凭有关证明材料向原签发机关申请换发、补发或者重新申领。
第三十三条 按规定允许户口挂靠亲友的户口迁移，被挂靠户的户主为落户担保人，承担通知、督促挂靠人按规定申报户口登记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 公民申报市内迁移户口的，应当符合立户登记的规定，直接到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迁移手续。
本规定所称“市内迁移”，是指设区市市辖区或者县（市、区）范围内的户口迁移。
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应当将户口迁往本人的合法固定住所处；本人无合法固定住所的，可以迁往同意被投靠、有家庭户口的亲友处；本人无合法固定住所且无处投靠的，应当迁往所在社区、村（居）委会或者乡（镇、街道）的社区集体户：
（一）因房屋产权转移、离婚等原因，失去现户口登记住址所在地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二）因征地、房屋拆迁等原因，失去现户口登记住址所在地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三）户口登记在单位集体户，现单位不存在、本人离开单位或者本人带有家庭成员的；
（四）其他按规定应当将户口迁出现户口登记住址的情形。
申报义务人不按本条规定迁移户口的，经县级公安机关核准，公安派出所可以凭调查取得的材料，将有关公民的户口迁往本人的合法固定住所处或者本人所属社区、村（居）委会或者乡（镇、街道）的社区集体户。
第三十六条 户内成员因法律关系发生变化，一方申报户口迁移登记，另一方不愿拿出居民户口簿，经公安派出所调解、说服教育仍不理的，可以凭相关法律文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第三十七条 公民因亲属投靠、工作调动、人才引进、购房落户、投资纳税落户等原因申报市外迁入的，应当符合国家或者本省的落户规定。
本规定所称“市外迁入”，是指跨设区市市辖区或者跨县（市、区）的户口迁入。
第三十八条 考取大中专院校的新生，入学时可以凭新生录取证明自愿选择将户口迁往学校。学校开学后，迁出地公安机关不再办理新生的户口迁出手续。
被军事院校录取的新生，属现役军人的，凭新生录取证明注销户口；不属现役军人的，按前款规定办理。
被宗教院校录取的新生，一般不予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第三十九条 大中专院校申报新生迁入登记时，应当向学校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盖有招生主管部门录取专用章的录取新生名册和落户新生的户口迁移证。
入学时已将户口迁入学校学生集体户的，在学期间不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国家或者本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条 大中专院校新生入学时已将户口从原籍迁出，但未在户口迁移证有效日期内申报迁入学校学生集体户的，应当持户口迁移证向原迁出地公安派出所申请恢复户口。
第四十一条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生，下同）在学期间被批准转学，要求将户口迁往省内其他地区的，凭省级高教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要求将户口迁往省外的，凭转出地和转入地省级高教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在学期间因故退学或者肄业的，凭学校批准文件或者相关证明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第四十二条 普通中等学校学生在学期间因故转学、退学或者肄业的，凭市级中专主管部门或者学校的批准文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第四十三条 毕业当年12月31日前已落实就业岗位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应当凭毕业证书、就业报到证、用人单位录（聘）用证明、户口迁移证等材料，向就业地公安派出所直接申报迁入登记。
第四十四条 毕业当年12月31日前未落实就业岗位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应当凭毕业证书、户口迁移证等材料，向入学前户口所在地或者现家庭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迁入登记。
第四十五条 毕业次年1月1日后，持户口迁移证未按规定申报迁入登记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应当凭毕业证书、户口迁移证等材料，向入学前户口所在地或者现家庭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迁入登记；其中已落实就业岗位的，可以再凭就业所在地公安机关签发的户口准迁证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第四十六条 取得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或者国家学历文凭毕业证书的本省籍非在职高等教育学历考试毕业生，可以凭毕业证书、就业报到证、用人单位录（聘）用证明、户口迁移证等材料，向就业地公安派出所申报迁入登记。
第四十七条 普通中等学校毕业生毕业时，符合就业地落户条件的，应当将户口迁往就业地；未落实就业岗位或者不符合就业地落户条件的，应当将户口迁回入学前户口所在地或者现家庭所在地。
第六章 变更更正登记
第四十八条 公民户口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派出所申报变更登记，并提交与申报变更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公民发现户口登记事项有差错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派出所申报更正登记，并提交与申报更正事由相关的证明材料。
对公民申报变更更正登记的申请，公安机关应当进行核查；情况属实的，予以变更更正。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变更户主：
（一）原户主死亡、被宣告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的；
（二）原户主户口迁出的；
（三）房屋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发生转移，现房屋所有权人或者使用人认为需要变更的；
（四）其他特殊原因应当变更户主的。
集体户申请变更户主的，应当由单位向公安派出所提出。
第五十条 出生日期不得更改。户口登记的出生日期与实际出生日期确实不一致，公民本人或者监护人向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报更正出生日期登记的，应当提交合法、确凿充分的证明材料。公安派出所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经县级公安机关审批后，予以办理出生日期更正登记。
组织、人事部门管理的干部本人要求确定或者更改出生日期的，公安派出所一律不予受理。
第五十一条 公民申请变更姓名的，应当提供变更理由和相关证明材料，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调查核实，县级公安机关审批后，给予更改。
未成年人变更姓名的，应当经父母双方或者监护人协商一致；10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变更姓名的，还应当征得其本人的同意。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由公民本人或者监护人申请变更姓氏：
（一）因血亲关系在父姓和母姓之间变更的；
（二）因收养关系变更姓氏的；
（三）因父母离婚或者再婚未成年子女变更姓氏的；
（四）公安机关认定确需变更姓氏的其他特殊情形。
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由公民本人或者监护人申请变更名字：
（一）姓名或者姓名的谐音违背公序良俗的；
（二）姓名或者姓名的谐音易造成性别混淆、他人误解或者伤及本人感情的；
（三）名字中含有冷僻字的；
（四）公安机关认定确需变更名字的其他特殊情形。
第五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缓办理姓名变更登记：
（一）正在服刑或者被劳动教养、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
（二）更正出生日期未满三年的。
第五十五条 公民实施变性手术后，应当由公民本人或者监护人凭县级以上医院为其成功实施手术的证明，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变更性别登记；经公安派出所调查核实，县级公安机关核准后，给予变更性别。
第五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应当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更正公民身份号码登记；经公安派出所调查核实，县级公安机关核准后，给予更正公民身份号码：
（一）公民身份号码属重号、错号的；
（二）更正出生日期的；
（三）更改性别的。
公安机关发现公民身份号码属重号、错号的，应当告知公民本人申报更正登记；经告知后，公民本人仍不按规定申报更正登记的，公安机关可以凭调查取得的材料，更正其公民身份号码，并书面告知公民本人。
第五十七条 公民申请变更民族登记的，应当提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工作主管部门批准变更民族成份的证明，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调查核实，县级公安机关核准后，给予更改。年满20周岁的公民要求变更民族成份的，公安机关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不予受理。
第五十八条 公民的籍贯、出生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兵役状况、服务处所和职业等户口登记项目发生变化或者出现差错的，可以由本人或者户主，凭相关证明材料向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请变更更正登记。
第七章 注销、恢复与其他登记
第五十九条 被批准服现役的应征公民在入伍前，应当由本人或者家属持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向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被批准服现役的应征公民未按规定申报注销户口的，公安派出所可以凭人民武装部门出具的应征公民入伍人员名单，直接注销其户口。
第六十条 军人退伍、复员、转业的，凭县级以上安置办公室或者兵役机关开具的介绍信，向安置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户口登记；被部队开除军籍或者除名的，凭部队有关文件向原户口注销地或者现家庭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户口登记。
第六十一条 经批准前往香港、澳门定居的，凭公民因私出境定居注销户口通知单注销户口，缴销居民身份证。已在境外定居但未按规定申报注销户口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应当注销其户口。
第六十二条 经批准前往台湾定居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十三条 已加入外国国籍或者在国外定居的，应当由本人或者亲属持护照等合法有效身份证件，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已加入外国国籍或者确属华侨身份但未按规定申报注销户口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应当注销其户口。
第六十四条 获准回内地定居的港澳居民，应当由本人持批准定居通知书和港澳居民定居证，向定居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户口登记。
第六十五条 获准定居大陆的台湾居民，应当在批准定居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内，由本人持批准定居通知书和台湾居民定居证，向定居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户口登记。
第六十六条 获准回国定居的华侨，应当在批准定居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内，由本人持批准定居通知书和华侨回国定居证及其回国使用的护照等合法有效身份证件，向定居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户口登记。
第六十七条 出国、出境公民除在国外、境外定居外，不注销户口。之前因私短期出国（出境）被注销户口、现回国（入境）要求恢复户口的，可以由本人凭回国（入境）使用的护照等合法有效身份证件，向出国前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恢复户口，但具有华侨身份的除外。
第六十八条 被逮捕、判刑或者劳动教养的公民，不注销户口。之前因逮捕、判刑或劳动教养已被注销户口的，在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或者假释后，应当持劳改、劳教单位开具的证明在原户口注销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恢复户口；在原户口注销地已不具备落户条件、要求异地恢复户口的，应当报落户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审批。
第六十九条 被监外执行要求恢复户口的，可以由本人凭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或者监狱管理机关对罪犯批准保外就医的决定等向原户口注销地公安派出所申报，经县级公安机关审批后，办理恢复户口登记。
第七十条 公民下落不明的，失踪公民的家属、单位、社区、村（居）委会应当向其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失踪登记。当失踪公民被寻回或者查明其下落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派出所申报寻回登记。公民失踪超过一年仍查无下落的，经公安派出所调查核实，报县级公安机关核准后，可以按有关规定注销其户口。当失踪公民被寻回或者查明其下落时，应当及时恢复其户口。
公民被宣告失踪的，由利害关系人持人民法院失踪宣告判决书向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登记。被宣告失踪的公民重新出现的，本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持人民法院撤销宣告判决书申报恢复户口登记。
第七十一条 未落常住户口的公民，应当由本人或者监护人凭有关常住户口未落原因的证明材料，向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申请补登户口。经调查核实，报县级公安机关审批后，给予补登户口。
第七十二条 公民有两个以上常住户口的，公安机关应当按规定及时注销其非法登记的户口。
第七十三条 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因依法履行职权，申请在一定时限一定区域内暂停办理有关户口登记事项的，经同级公安机关核准，公安派出所应当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核准的时限和区域内，暂停办理立户分户登记和除夫妻投靠、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回原籍落户、退伍复转军人回原籍落户、归正人员回原籍落户以外的迁入登记。
第八章 户口证件签发
第七十四条 居民户口簿是证明公民身份状况和家庭成员间相互关系的法定证件，是国家以户为单位管理常住人口和进行户口调查、核对的主要依据，其登记内容与常住人口登记表登记内容一致。
第七十五条 公民按规定申报立户登记后，公安派出所应当签发居民户口簿。变更户主或者户主户口迁出的，应当收回原居民户口簿，签发新的居民户口簿。
第七十六条 公民遗失居民户口簿的，应当及时到公安派出所申报证件遗失和补发。
新的居民户口簿补发后，原居民户口簿自然作废；遗失的居民户口簿重新找到的，应当上缴公安派出所。
第七十七条 公民从事有关活动，需要证明身份的，应当按规定使用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公安机关不出具户籍证明。
第九章 户口档案管理与信息查询
第七十八条 户口档案应当按规定立卷、归档，妥善保管、规范使用。
第七十九条 公民可以凭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居民户口簿，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查询本人和户内成员的户口登记信息。
第八十条 因办案需要要求查询涉案公民户口登记信息的，司法机关可以凭本人工作证、介绍信（调查函）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户口管理部门申请查询。
第八十一条 因承办法律事务需要要求查询有关公民户口登记信息的，律师可以凭律师执业证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户口管理部门申请查询。
第八十二条 因履行职责确需查询公民户口登记信息的，经被申请机关核准，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凭单位介绍信、查询人的工作证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户口管理部门查询。
第八十三条 为避免重大利益损失、寻亲访友等特殊情形确需查询公民户口登记信息的，经被申请机关核准，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户口管理部门查询。
第八十四条 公民户口登记信息涉及公民隐私，申请查询的单位和个人负有保密义务，对查询获取的信息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不得泄露。
第十章 办理程序与法律责任
第八十五条 公民申报户口登记时，应当携带申报人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等身份证件，按规定如实申报相关户口登记事项。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的，应当按规定进行委托。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应当由其监护人代为申报户口登记。
第八十六条 公民申报户口登记事项后，公安派出所应当依据户口管理有关规定，调查核实有关证明材料。对符合条件、证明材料齐全，且按规定可以当场办理的，应当当场予以办理。对符合条件、证明材料齐全，但按规定需调查核实、上报审批(核准)的，应当按规定进行调查核实、上报审批(核准)。对不符合条件或者证明材料不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处理意见或者应当补充的证明材料。
第八十七条 办理需要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审批(核准)的户口登记事项，各环节的工作应当在以下时限内完成：
（一）公安派出所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核实工作，并将有关材料上报县级公安机关。
（二）县级公安机关接到上报材料后，经审查，对有权作出审批(核准)决定的户口申报事项，应当在接到公安派出所的上报材料1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并将审批(核准)结果返回公安派出所，或者按规定签署审核意见并将有关材料上报市级公安机关；市级公安机关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三）公安派出所在接到上级公安机关的审批(核准)决定的２个工作日内，将审批(核准)结果通知申请人。
第八十八条 公民采用隐瞒事实真相、编造虚假事实、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违规办理户口登记事项并查证属实的，由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撤销相应的户口登记；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八十九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公民申报户口登记时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上级公安机关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责任人相应处分：
（一）对符合规定的申请不予办理的；
（二）对不符合规定的申请违反规定给予办理的；
（三）工作疏忽大意造成差错且导致不良后果的；
（四）无正当理由不在规定期限内办结的；
（五）超标准收取费用的；
（六）其他应当给予处分的情形。
第九十条 公民对公安机关作出的户口管理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
浙江省公安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主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目录（见纸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