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广告发布者的赔偿责任/王德山
时间:2024-07-03 14:44:21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645
谈广告发布者的赔偿责任
---- 对一起广告赔偿责任的评析
王德山
一 、案情
1995年4月17日某报刊登一则广告，广告主F省某县旅游工艺品厂（以下简称“工艺品厂”）因业务需要，欲寻求联营办厂的合作伙伴。H省甲村看到该广告后，按照广告中的联系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取得联系。甲村有关负责人在联系人李某的带领下到该厂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考察后，甲村与工艺品厂于1995年6月8日正式签订了“联营合同书”。为购买联营办厂所需机械设备，又在李某的介绍和带领下，甲村有关人员到Z 省某市机械厂（以下简称“机械厂”）进行考察。考察后，甲村与机械厂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甲村按合同约定向机械厂支付货款及托运费12万元。设备到甲村后，村领导通知工艺品厂安装时，李某等人却不知去向。打开机械设备包装，发现该设备为伪劣产品，不能使用，便与机械厂联系，但原签订合同者亦不知去向。甲村因此经济损失12 余万元。于是，1997年3月甲村以报社刊登虚假广告为由，向B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报社赔偿其经济损失16.7余万元。法院经审理，认定该广告“不是虚假广告”，判决驳回甲村的一切诉讼请求。甲村不服，上诉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 两级法院在审理此案时的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报社刊登了虚假广告，应依据《广告法》第38条规定，赔偿甲村的经济损失。 理由分别有以下两种：1. 广告中所登的联系地址，是李某等人临时租用的，并非工艺品厂的真实地址，联系人李某也不是工艺品厂的正式职工。2. 报社刊登广告时未依法审查广告主的有关手续。工艺品厂已在1995年3月27日年检，其营业执照加盖有工商部门的年检章。由此认定，报社审查的营业执照（副本）并非原件，而是复印件。因此报社有过错，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该广告不是虚假广告，报社不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有二：第一，法律并不要求广告中的联系人必须是什么人，联系地址也不要求必须是企业登记的地址，办公场地可以租用。第二，原告曾亲自到工艺品厂进行实地考察，看到了广告中所说的工艺品厂及其营业执照。在此基础上，甲村与工艺品厂签订了联营合同。因此报社并无过错，该广告不属虚假广告，对甲村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法院 最终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三、 法律评析
（一）分清法律关系 查明损失根源
甲村以报社刊登虚假广告为由，要求报社承当赔偿责任。法院亦以该广告不是虚假广告判决报社不承担赔偿责任。表面看来，争议焦点是该广告是否为虚假广告。但就本案而言，报社之所以不承担赔偿责任，依本人之见，并非取决于该广告是否为虚假广告。分清法律关系，查明损失根源，是本案的根本之所在。
本案涉及三份合同，即报社与工艺品厂订立的广告合同、甲村与工艺品厂签订的联营合同和甲村与机械厂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由此而形成三层法律关系：一是报社与工艺品厂之间的广告合同法律关系；二是甲村与工艺品厂之间的联营合同法律关系；三是甲村与机械厂之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三份合同及由此而形成的三层法律关系被此独立。
在分清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再分析以下甲村的损失。甲村分别签订了两份合同，即联营合同和购销合同。甲村与机械厂签订购销合同后，按合同约定向机械厂支付了货款及运费12万元。机械厂向甲村交付了机械设备，买卖双方履行了购销合同。但由于机械厂不守信用，所供机器设备属假冒伪劣产品，因此给甲村造成了经济损失。可见，甲村的损失是发生在购销合同中，是因机械厂的违约行为造成的。而广告合同与购销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两个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报社刊登的广告中丝毫没有涉及机械厂及其所销售的产品，报社与机械厂和甲村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它既不是联营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购销合同的当事人，既不享有该两合同中的权利，亦不承担合同中的义务，当然也不应当承担购销合同中所产生的法律责任，除非能够证明报社刊登广告时已明知或者应知工艺品厂与机械厂共同实施欺诈行为。至于甲村认为机械厂交付的设备存在质量问题并因此遭受经济损失，应依法追究卖方的法律责任。如果有证据证明机械厂是与工艺品厂共同实施诈骗行为，可依法追究该两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二） 刊登广告与损害事实有无因果关系
根据民法基本原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条件之一是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那么，报社刊登广告的行为与甲村的损失有无因果关系？甲村在诉讼中称，因为其相信了报社的广告，才遭受了损失。否则不会签订联营合同和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所以其损失与报社刊登广告有因果关系。
依甲村之推论，它之所以签订购买合同，是因为该村与工艺品厂签订了联营合同，而签订联营合同，是因为甲村看了报社刊登的广告。甲村的这种逻辑推理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样无限地推而广之，要承担责任的恐怕就不是仅报社一家，而将有无数者被连带。
不可否认，甲村的损失的确与报社刊登的广告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第一，因果关系的前提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由于广告合同与购销合同是两个不同的
法律关系，因此根本谈不上因果关系。第二，相信报社的广告并不等于报社侵
权。是否相信报社的广告，其本身就是甲村自己的主观判断，属其自身行为。甲村经实地考察，与工艺品厂签订了联营合同，“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第三，报社刊登广告的行为，包括甲村在此之后签订联营合同，并不必然导致甲村购销合同的经济损失。真正导致甲村损失的直接原因是购销合同的卖方即机械厂的违约（或违法）行为。因此机械厂的行为与甲村损失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当然，如果报社在刊登该则广告时已明知或者应知工艺品厂与机械厂共同串通，刊登虚假广告欺诈他人，则另当别论。
下面就本案所争议的其他问题谈谈本人的看法。
（三）谁为广告主
在诉讼过程中，甲村提供了工艺品厂出具的书面证明，声称工艺品厂并未委托李某刊登联营办厂的广告，李某刊登广告时所用的营业执照不是原件，而是复印件。甲村就此认为，刊登广告者即广告主不是工艺品厂，完全是李某等人冒用工艺品厂的名称，实施诈骗行为，所以是虚假广告。那么，工艺品厂是否刊登了该则广告，广告主是否为工艺品厂。
李某在刊登广告时所出具的营业执照究竟是原件还是复印件，甲村和报社各执一词，无据可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甲村与工艺品厂签订了联营合同，合同中明确地盖有工艺品厂的合同专用章，工艺品厂对该合同专用章并无异议。其次，1995年4月11日，李某通过工艺品厂的银行帐号汇给报社广告费12700元。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即使工艺品厂当初未委托李某等人刊登广告，但从后来的联营合同及汇款凭证，已足以证明工艺品厂对他们行为的追认。其三，自广告登出至甲村起诉的两年间，工艺品厂始终未以任何形式对该广告提出异议。《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因此，根据上述事实及法律、法规规定，完全可以认定该广告主为工艺品厂，而非李某等人。至于李某是否为工艺品厂的职工，并不影响代理行为的成立。
关于联系地址、联系人的真实性问题，笔者完全同意法院的第二种观点，此不再赘述。
（四）未经年检的营业执照
甲村称报社审查的是未经年检的营业执照，因为工艺品厂已在95年3月27日年检，营业执照上加盖有工商年检章。因此报社未依法审查有效证照，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种主张并不完全正确。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企业年检的规定，首先，企业年检的最后期限是每年的4月30日。假如报社在4月30日以后审查的营业执照（原件）是未盖年检章的执照， 可认定报社未依法审查广告主的有效证照，报社应依法承担过错责任。但广告刊出时间是4月17日，审查营业执照的时间肯定是在4月30日前。所以，报社在不明知该企业已参加年检的情况下，如果审查的营业执照是未盖年检章的执照，报社并无任何过错，而不管该企业事实上是否参加了年检。因为作为报社，在4月30日之前并无权利和义务核查每一个刊登广告者是否参加了年检。其次，企业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参加年检的，并不影响该企业法人资格的存在和正常的经营活动，只是由工商部门依法给予罚款或其他行政处罚。
划清了法律关系，分析了甲村损失造成的原因，并根据《广告法》、《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甲村主张的16.7万元的经济损失，报社显然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五）假如广告虚假的法律责任
假如该广告确属虚假广告，报社的责任应分下面几种情况：
第一， 报社未依法审查有效证照，如未审查营业执照原件，而是复印件，或者4月30日以后，审查的仍是未经工商年检的营业执照，报社有过错。但在此情况下，报社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仅限于甲村与工艺品厂就联营办厂事宜中所支出的诸如考察等有关费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甲村所主张的购销合同中的经济损失，根据以上法律分析，即使该广告是虚假广告，报社亦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否则随便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报社赔偿其提出的各种经济损失。对于报社刊登虚假广告的行为，法律并非置之不理，可由广告监督管理部门依据《广告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处，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假如报社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工艺品厂和机械厂串通一起，刊登虚假广告，共同欺诈他人，仍发布该则广告，报社应与工艺品厂和机械厂向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广告法》第38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如果报社与工艺品厂和机械厂恶意串通，刊登虚假广告，共同欺诈他人，报社则属于共同侵权人，应根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与工艺品厂和机械厂共同向受害人承当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作者：
王德山：男，1962年12月生，汉族，副教授，河南西华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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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我国成文法效力自我否定和价值减损消耗的过程
作者：王 晴
法律不可能穷尽社会的各种现象和关系，因此，法律原则在司法中的适用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成文法的无限具体化，具体化中立法权的滥用导致的法律的公约化和与政策界限的模糊化，使法律无限具体化最终导致法律效力渊源空虚化，法律原则被架空肢解后在司法实践中排除适用。事实上法律的无限具体化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任其泛滥发展等于认可其中的可能部分而导致法律价值减损到等同于无法律的效果。这种现象是实行成文法和制定法被绝对化和庸俗化的结局。默认禁止适用法律原则则从根本上消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判例法对法律原则的强化和适用作用。
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的适用为例，弱势群体特殊保护原则的适用本身就决定和确定了医疗和教育为消费服务性质适用消法的一般范围。然而，庸俗的法律具体化和绝对的成文法理念导致司法和执法中必须对此作出法律条文的规定执法者或司法人员才能个案适用解决争议。于是各省就先继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用地方法规加以具体化，但具体化必然是不能穷尽消费领域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必然是不能替换法律原则的括约性的，必然是挂一漏万的，那么是否说明，只有这些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医疗消费属于消法的调整范围，而它没有规定的教育和培训关系就绝对不是消法调整的范围呢？甚而至于，法律没有规定的需要法规具体化，法规具体规定后再由规章具体化，规章规定的仍然不便操作，最后由部门和单位取其所需，去其所不欲，整章建制，改头换面为纪律或制度或公约。尽管如此，仍不便操作，使用政策的不断变易和行政命令替代之。于是，成文法在从法律原则到不断地具体化的法律形式的转化和替代中，其价值和效率被不断地减损和流失，最后步入到自我消耗、自我否定和虚无化的怪圈当中。
引2006年笔者受理的一起兰州消费者在线提交的咨询陈述：“最近，我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情可否给以解答，今年一月我购买了一部手机，用后发现听筒及送话音量都很小，无论自己或对方在通话时都很吃力；曾先后多次找到商场、厂家售后点、消协、质检部门和厂家都无济于事，我认为手机作为通话工具其最基本要求就是要有良好的通话质量，否则即为质量有问题！请问我该怎么办？ ”有关本咨询案手机质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遵循以上具体化规则在法律适用中产生了《移动电话修理、更换、退货规定》，其实属于商家的格式合同被滥用行政立法权升格为普遍适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规章，它所保护的是经营者的利益而不是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的权利被利用合同约定的低于法律规定的责任限制和期间限制被悄无声息地减损了。成文法的绝对化和庸俗化还使得该案件解决在行政执法和社会监督方面均表现出浅薄和机械操作。一般情况下，移动电话通话音量大小是一个与人的生理相适宜的可调分贝域值，是可以听觉感知和判断的。只有在同类产品遵守同一标准的前提下，其音量大小普遍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放音域值小于正常可使用接听的限度或者大于不可控损害听力的分贝数值）时，需要检测或技术监督鉴定。而一般情况下，执法者或者司法判定事实时应主动进行同类产品的比较鉴别，听觉感官判断，以一般人的生理基础和适宜的听力接受能力为参照，直接作出判断即可以公共权力的权威生成定案依据（证据），正如消费者所疑惑不解的，难道法律必须对所有个案的情况都具体化作出规定，司法或者执法人员才能直接适用法律解决消费争议？否则，只要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就成为法律原则适用的雷区？
目前看来，相当一部分执法或司法人员已经步入或者根本就没有能力适用法律原则或法理来解决纷繁的消费纠纷的误区。法律原则适用的雷区和对法律体制的肢解导致执法或司法人员对法律规则的绝对依赖性和在法律实践中的无能。除非具体的法律规定和条文穷尽社会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否则则不能解决现实的争议。而法律穷尽现实和无限具体化是不可能的，因此无限具体化最后结果使法律本源性的原则失去调整的作用。实则使法律的外延通过无限具体化的形式逐步丧失其普遍适用和反复适用的基本特性和外延边界。如本案消费者实体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济的原因就是执法人员单纯依赖制定法明确的法条规则需要作出判断或主动的执法行为时，法律没有对此具体的规则和条文规定。
甘肃王晴作者声明。 本文系作者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消费者协会法律顾问的职务作品。禁止修改，欢迎转载。转载请署明作者姓名及作品来源http://www.gzxx315.com 邮箱：315@gzxx315.com
抢劫后又勒索财物应定何罪？
徐蔚敏
基本案情
2001年下半年，被告人曹某因炒股亏损而产生了绑架他人勒索巨额钱财的歹念后,找到被告人杨某、吴某、钱某，杨又找到被告人侯某，五名被告人多次预谋绑架当地富商子女勒索钱财，均因条件不成熟而未实施。后曹某又选定自称有200万元股市资金的耿某作为作案对象，五人达成了将耿骗至曹家中用捆绑、呛水等手段逼耿说出其股市资金帐号和密码后，提取现金平分的，并杀人分尸的共识，曹还多次表示控制耿某后，还可向耿某富有的女友索钱。2002年3月4日中午12时许，曹某依计将耿骗至家中，五人用事先约定的方式逼耿说出了股市帐号和密码，由曹到股市查询，曹发现耿在股市只有价值2万元的股票，遂卖出股票并更改了资金密码，五人经商议认为钱太少，决定不去提取。曹提出向耿女友勒索，其余四人均表示反对，但仍按原计划杀人后毁尸灭迹。二个月后，曹提出打电话向耿女友勒索钱财，其余四人仍不同意，后曹找人帮其打电话给耿的父母及女友，称耿在其手上，要求他们拿出50万元赎金来赎人，后因其家人报案而未得逞。
分歧意见
对于本案的定性存在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曹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其余四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理由是：曹某等人虽早有绑架勒赎的主观故意，但因故未曾实施，当选择耿某作为作案对象时，其主观故意已从绑架转化为抢劫，拟定了杀人劫财的行动方案并多次演练。作案过程中，按计划由曹去股市卖出股票，并更改密码，以便次日以假身份证提款。虽然由于帐上钱少而没有提取现金，但其杀害被害人的行为已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形，系抢劫既遂，五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了抢劫罪。敲诈勒索只是曹个人的想法，而非他们的共同故意，且其余四被告人在曹某提议时坚决反对，客观上也没有参与实施，曹的敲诈勒索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过限行为，应由曹一人负责，因此曹的行为同时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曹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绑架罪；其余四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理由是：曹某等人使用暴力逼被害人说出资金帐号和密码后，并未实际占有耿的股市资金。不符合抢劫罪当场劫取财物的特征，因此不构成抢劫罪，其故意杀人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同时曹某以死者为“人质”谎称其仍活着而向死者的近亲属勒索财物，又构成绑架罪，应以故意杀人罪和绑架罪实行数罪并罚。其余四人无绑架勒赎的主观故意，也未实施勒索行为，故不构成绑架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曹等五人均构成抢劫罪、绑架罪。理由是：曹等五被告人具有抢劫和绑架勒赎的主观故意，在此故意支配下实施了抢劫、绑架勒赎两种行为，具备了两个犯罪构成，应以抢劫罪、绑架罪并罚。
第四种意见认为曹某等五被告人均构成绑架罪。理由是：五被告人主观上有劫取耿股市资金和控制耿某向其女友勒索钱财的犯罪意图，属于一种概括的犯罪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杀人并勒索财物的行为，对其暴力逼取耿股市帐号及密码的行为不宜另定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而以绑架罪一罪处罚为宜。
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曹某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勒赎型绑架犯罪与敲诈勒索罪两者侵犯的都是复杂客体，并且都侵犯了公私财产权利。两罪在客观方面均有胁迫的行为方式，并且勒索他人的财物都不具有当时、当地的特点，其目的均是非法获取他人的财物。但两罪还有着明显的区别：⑴、两罪侵犯的客体不尽相同。前者在侵犯公私财物的同时还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后者则可能侵犯公民人身权，也可能侵犯公民的其他权利。⑵、取得财物的方式不同。前者是以暴力、胁迫、麻醉或者其他方法对被绑架人实施身体强制，强迫第三人交付财物；后者是采用威胁或要胁的手段对被害人进行精神强制，使其不敢反抗而被迫交出财物。⑶、两罪勒索的对象不同。前者绑架对象与勒索对象必须是不同一的；后者敲诈对象和勒索对象必须是同一人。本案中，曹等人绑架被害人耿某后，将其杀害后向第三人其父母和女友勒索钱财，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
其次，五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和绑架罪。
一、 抢劫罪与勒赎型绑架罪二者极为相似，在全国人大常委《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出台以前，司法实践中对于绑架勒赎的行为是按抢劫罪定罪处罚的，国外也有立法例将绑架勒赎作为抢劫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如韩国刑法典称为诱拐强盗），但二者仍有显著的区别：⑴、两罪侵犯的主要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主要客体是财产权利，次要客体是人身权利；后者侵犯的主要客体是人身权利，次要客体是财产权利。⑵、两罪暴力、胁迫等犯罪行为的指向不同。前者暴力、胁迫的对象与劫取财物的对象是同一人；后者暴力、胁迫等犯罪行为的指向不同。前者暴力、胁迫仅指向被绑架人，是为了绑架人质而实施的行为，对被勒索人并未构成人身威胁。⑶、两罪取得财物的方式不同。前者只能是在当场以及暴力、胁迫行为实施的当时劫取财物；后者以被绑架人作为“人质”向第三人索取财物，获取财物的时间不可能是绑架行为实施的当时，也一般不可能当场获取财物。
二、 本案中五名被告人出于两个犯罪故意，实施了两个罪名的犯罪行为，符合两个犯罪构成，应实行数罪并罚。
1、 曹某等五被告人具有抢劫和绑架勒赎的共同故意。五名被告人曾多次预谋绑架后勒索巨额钱财，选定耿某作为作案对象后，制定了行动方案，即将耿诱骗至曹家中，以药酒将其灌昏捆绑手脚后用水呛，逼其说出资金帐号和密码，提取股市资金或向其女友勒索钱财。五被告人均有抢劫或绑架勒赎的双重故意。尽管对向耿某女友勒赎的行为没有演练，但不能以此为由将绑架的故意排除在其主观故意之外。
2、 曹某等五名被告人实施了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的抢劫行为，以及使用暴力致被害人死亡后向其亲属勒索的绑架行为。五被告人在依计使用暴力逼取股金帐号和密码后，仍将耿控制在家中，由曹某到股市查询后卖出股票，更改密码，已将耿的股市资金实际控制在手中，尽管因钱少而决定放弃提款，但五被告人已当场劫取了被害人的财物，抢劫犯罪已经完成。在曹的安排下，四被告人又积极地实施了杀人、分尸并焚尸的行为，此杀人行为系绑架勒赎犯罪中控制人质的手段行为，二个月后曹向被害人亲友勒索50万元的行为是绑架罪中的目的行为，二者均为绑架罪的实行行为。
3、 绑架行为不能吸收抢劫行为。绑架罪同时侵犯了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包括两个行为即绑架他人和勒索财物的行为，只有同时具备该两行为的，方可构成绑架罪，正基于此，行为人为勒索财物，绑架他人，致被害人死亡的，我国刑法不再单独予以评价，而是作为绑架罪中的一个量刑情节予以处理，对绑架罪中的暴力行为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因此本案中，对杀害人质的行为，不再另定故意杀人罪而是作为绑架罪中的手段行为。但不能因此将在抢劫故意支配下，实施的使用暴力当场劫取被害人财物的行为也纳入绑架犯罪的手段行为之中。这不符合主客相一致的原则，我国刑法也未明确规定绑架行为中的抢劫行为可以被绑架罪吸收，因此，理应根据两个行为的不同性质分别定罪处罚。
4、 本案中吴某等四名被告人应对绑架勒赎行为负责。根据共同犯罪的理论，在共同犯罪中共同故意之外独立于共同犯罪行为之外的行为才是实行过限行为。本案中，被告人曹某等人主观上有先抢劫，达不到目的就绑架杀人勒索钱财的选择性故意，是二个目的。客观上，在抢劫行为实施完毕以后，明知曹已决定选择第二步方案，即杀人后以死者为“人质”，向耿某的父母及女友索取财物，还共同实施了杀害人质的行为，虽然后来四被告人因为胆怯不同意继续完成勒索行为，但勒索行为是绑架犯罪行为的延续，属于绑架整体，他们仍应对依共同故意实行的行为负责。因此，吴某等四人同样构成绑架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中的五名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抢劫罪、绑架罪。
作者：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 徐蔚敏
通讯地址：淮安市健康东路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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