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人大常委会


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


(2010年4月28日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10年6月2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控制和减少吸烟造成的危害，净化卫生环境，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提高城市文明水平，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吸烟的控制。
第三条 市、区、县级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控制吸烟工作和宣传教育活动，指导、协调和监督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开展控制吸烟工作，定期向社会公布本市控制吸烟工作情况。
市、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以下规定，负责下列场所控制吸烟工作的宣传教育、日常管理和监督，并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罚：
（一）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工作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二）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各自管辖学校的控制吸烟工作；
（三）文化、体育、旅游、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分别负责文化、娱乐、体育场所以及旅馆业的控制吸烟工作；
（四）交通、港务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别负责其管辖范围内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经营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
（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商场的控制吸烟工作以及对烟草制品广告的监督管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员单位的其他部门，负责各自管辖范围的控制吸烟工作。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控制吸烟工作的具体职责分工,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前款规定予以明确后向社会公布。
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负责对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进行监督管理。机场、铁路的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机场、铁路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本市广播、电视、报纸、期刊等媒体以及社区公共宣传栏应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吸烟和被动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营造无烟环境的意识。
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防止烟草烟雾危害教育，开展控制吸烟宣传活动。
第五条 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室内办事区域；
（二）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范围的室内外区域和其他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室内区域；
（三）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范围的室内外区域；
（四）本款第三项以外的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其他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室内区域；
（五）影剧院、音乐厅、图书馆、展览馆、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档案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室内区域；
（六）商场、书店；
（七）金融、邮政、电信等企业的室内营业区域；
（八）公共汽车电车、出租车、长途客运汽车、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客渡轮等公共交通工具内部及其售票厅和设置在室内的站台；
（九）体育场馆的观众区、竞赛区、运动员区以及乒乓球馆、羽毛球馆、保龄球馆、桌球馆（室）、健身房等室内健身场所；
（十）旅馆、宾馆、酒店、招待所、培训中心、度假村等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的大堂以及其他室内公共区域；
（十一）电梯内部及其室内等候区域；
（十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吸烟场所。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逐步增设禁止吸烟的场所。
第六条 下列室内公共场所限制吸烟，除经营者或者管理者自行规定全面禁烟外，应当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吸烟室或者吸烟区以外的其他室内区域禁止吸烟：
（一）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或者餐位在75位以上的餐饮场所；
（二）歌舞娱乐、游戏休闲场所；
（三）公共汽车电车、出租车、长途客运汽车、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客渡轮、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的等候区域；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限制吸烟场所。
旅馆、宾馆、酒店、招待所、培训中心、度假村等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应当设置无烟客房或者无烟楼层，无烟客房或者无烟楼层禁止吸烟。
第七条 室内工作场所限制吸烟。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室、会议室、礼堂、公共走廊、电梯以及本单位的餐厅、咖啡厅禁止吸烟，其他区域可以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
第八条 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二）设置明显的标志；
（三）与非吸烟室、非吸烟区有效分隔；
（四）远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
（五）安装独立有效的通风换气装置；
（六）配置烟灰缸(盒)并放置“吸烟有害健康”的标牌。
第九条 禁止吸烟场所和限制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禁止吸烟或者限制吸烟的管理制度；
（二）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设置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和举报投诉电话号码标牌，并保持标志和标牌完整、清晰；
（三）不得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放置烟具和附烟草广告的物品；
（四）对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的吸烟者予以劝导，对不听劝导的，向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可以设禁止吸烟检查员，负责履行前款第四项所列职责。
第十条 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的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加强禁止吸烟的宣传，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取消吸烟室或者吸烟区。
第十一条 任何人不得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吸烟或者携带燃着的卷烟、雪茄烟、烟斗。
第十二条 公民在本市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内发现吸烟违法行为的，可以行使下列权利：
（一）要求吸烟者立即停止吸烟；
（二）向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投诉，要求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劝导吸烟者停止吸烟；
（三）对不履行控制吸烟职责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向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举报和投诉。
第十三条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设置并且公开全市统一的举报和投诉电话，方便单位或者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接到单位或者个人的举报和投诉后，应当要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机构及时处理。
第十四条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可以根据控制吸烟工作的需要，组织多部门联合执法以及对国家机关执行本条例的情况进行检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机构应当参与。
第十五条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时，应当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六条 禁止吸烟标志、警示标识的制作标准以及张贴规范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一规定。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向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免费发放禁止吸烟标志、警示标识和举报投诉电话号码标牌。
第十七条 在各类公务和大型公共活动中不吸烟、不备烟、不敬烟。
第十八条 烟草制品销售者(含个体摊档)应当在每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停止售烟一天。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开展对“世界无烟日”停止售烟的宣传，并且加强对烟草制品销售者在“世界无烟日”停止售烟的监督。
第十九条 烟草制品销售者应当在出售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置吸烟有害健康和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标志。
烟草制品销售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和孕妇出售烟草制品，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第二十条 禁止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报纸、期刊等媒体发布烟草广告。
禁止在户外和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
禁止烟草制品生产者、经营者派赠烟草制品。
第二十一条 鼓励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设立戒烟服务门诊，为吸烟者提供戒烟指导和帮助。
第二十二条 鼓励创建无吸烟单位。市人民政府对无吸烟单位以及在控制吸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予以表彰或者奖励。表彰或者奖励的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鼓励控制吸烟协会等社会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控制吸烟工作或者为控制吸烟工作提供支持。
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展控制吸烟工作可以采用志愿服务或者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由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按照下列规定对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实施行政处罚：
（一）应当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而没有设置或者划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应当设置无烟客房或者无烟楼层而没有设置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或者管理者不履行职责的，由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其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在其经营场所发现吸烟不予制止，或者未悬挂禁止吸烟标志的，由公安机关、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由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对违法吸烟者予以警告，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标志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发布烟草广告或者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在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在户外设置烟草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没收广告费用，可以并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派赠烟草制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派赠行为，并对派赠单位处以十万元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阻碍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禁止吸烟检查员履行职责，并且扰乱公共秩序或者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
（二）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
第三十条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控制吸烟职责，或者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元代剧作家李潜夫的作品《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也做《灰阑记》、《灰栏记》，以下简称《灰栏记》)是两母争子、公堂断子故事的典型代表。类似的公堂断子故事，更早的可见于南传《佛本生故事·大隧道本生谭》第五节、《圣经·列王纪上》“所罗门的智慧审断”、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太守黄霸智断“贪财夺子案”、《贤愚经》卷十一中阿波罗提目?彝跻浴巴焓帧倍习腹适碌取！痘依讣恰泛罄幢灰牖蚋男闯捎⑽摹⒌挛模?⒍啻卧谖杼ㄉ涎莩觥?0世纪世界剧坛大师布莱希特晚年推出《高加索灰阑记》，成为世界名剧。在我国，直到现在，一些地方戏中的《包公断子》均改编自《灰栏记》。

“灰栏记”的判案情节设计简单却富有深意:包拯画了一道“灰栏”圈住孩子，宣布能把孩子拽出“灰栏”的即为孩子的母亲。然而，通过剧情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灰栏”规则在这里具有层次性、神圣性、权威性和工具性。这四个表面上有着分歧甚至矛盾的特性，必须充分具备才能成就灰栏故事试图显明的道义、呈现剧中所赞颂的包公的巧智。

“灰栏”是神圣的。它不是普通人随便画出的一道普通的“栏儿”，而是具有特殊的能够识别真假母亲作用的“试金石”;能否拽出孩子不仅仅是个力气问题，更多的是背后蕴涵着的神秘的昭示，“灰栏”具有灵性，是公正、明理的象征，也是母亲能够取得亲子的希望所在。在包公的神秘光环的照映和解释下，灰栏被赋予了特殊的意味，成为一个神秘的意象。

“灰栏”具有权威性。借用奥斯丁的概念，“灰栏”是由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制定的、具有神法的光环，同时又用“命令”的方式促使人们“强制服从”、并有权对不服从以及违法人士进行“制裁”的规则，因此，它在此案中已经作为实质上的“法”存在。包拯的身份使之具备了合法性，“灰栏”的神秘性使之获得了天意(神意)的授权。为了使得海棠和马妻对“灰栏”规则的神圣性确认不疑，海棠还遭遇多次棒打，这种强制性的惩戒使“灰栏”具备了权力和威势。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灰栏”并未像包拯所宣示的那样具有能够识别真假母亲的事实上的灵性。撕去附加于“灰栏”之上的神秘性，“灰栏”规则的恶性毕现无疑。

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和是否是“孩子的母亲”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能否把孩子拽出“灰栏”，是以力气和不计后果为依据的:“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因而，对于剧中的母亲海棠而言，这是一个注定受伤的两难选择。包拯的设计对母亲而言并非是一场力量的较量，更是一种爱心的折磨:因为爱，所以不忍心伤害孩子，因之会失去孩子;因为不爱，所以无所顾忌，反倒可能得到孩子。在《灰栏记》中，海棠正是意识到“两家硬夺，中间必有损伤”时，“就打死妇人，也不敢用力拽他出这灰栏外来。”

剧情恰在此时峰回路转，包拯所设定的规则又戏剧性地变成手段性规则，通过这个规则，包拯判断出海棠恰恰是真正的母亲:“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古人有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也就是说，包拯最终所依从的规则其实是一个公正的规则: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孩子就属于谁。这才是真正的终极层次的根本“灰栏”。对于包拯而言，关涉具体“灰栏”的规则其实只是一个低层次规则，它服务于公正的高层次规则。但是，这样一个规则的层次划分，是掌握在断案者的“巧智”中的，只有关涉具体“灰栏”的规则得到合理灵巧的运用，公正才得以维护。对于海棠和马妻来说，“灰栏”的权威性是不可质疑的、必须遵循的。也正因此，两人在“灰栏”前的表现成为包拯断案的基础。只有两人真正相信“灰栏”规则的至上性而不加任何矫饰地去拽孩子时，包拯才能依此判断出谁是真正的母亲。

戏剧性的激烈的矛盾冲突正由此产生:公正的崇高目标是以“恶法”的被承认为前提，维护“恶法”的权威性是实现崇高目标的基础，最终这种权威性却又必须被彻底打破。然而，“恶法”需要被人们容忍吗?即使是作为显示公义的手段，“恶法”是不是就应当被接受?尤其是，作为“恶法”的受害方的海棠，她应当容忍“恶法”在“法”的名义下对她的伤害吗?谁能决定这个“恶法”是属于哪个层次的规则?如何限制它不上升为最高层次的规则?如果使用这个规则的不是贤明的包拯，不是“心里有上帝的智慧”的所罗门，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昏庸的法官，那又如何保证不失去公正的价值目标?更进一步说，对于有限的人而言，如何保证“法”与公正的合一?

在《灰栏记》一类的故事中，因为包拯的出现，因为所罗门的智慧，最终使矛盾冲突得到了化解，使爱得其所爱，使人生有了圆满的结局。此次断案过程在本质上是人性的较量、是人智的较量，是在智慧的注视下人性之间的博弈。然而，争子问题的解决，并没有真正地化解“灰栏”事件。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矛盾冲突往往尖锐而令人撕心裂肺，进退维谷:

第一，在规则本身不合理，但规则既定，不可随意变化，同时判者只能遵守规则，也即“恶法亦法”、法律必须被遵守的情形下，海棠注定不能得到自己的孩子，正义被“恶法”以法律的名义屏蔽。除非“恶法”消除，否则苏格拉底的悲剧会一演再演，保护人之权利的法律，会成为合法地剥夺人权利的工具。

第二，如果类似事件重复，那些同样拥有“智巧”心志的人，会把法律本身用做自己投机取巧的工具，从而法律成为伤害他人权益、成全自我私利的手段。如是，法律便成为恶人的保护伞。

《灰栏记》类争子故事所张扬的是母爱和执法者的智巧，同时也反映了传统法律体系中人和法律之间的张力，反映了人对于法律的运用及其对于人之善性的成全。在传统社会的观念里，一个智慧和德行都高于常人的执法者，是社会公义的保证。因此，这个故事所弘扬的，正是这个智慧和德行的象征。

但这个故事所内涵的人和法之间的张力，并非仅仅是传统法律体系中的问题，也生动、尖锐地反映在现代法治体系中，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法治体系中人与法的张力比传统社会更为尖锐。恶法亦法非法问题的持久争论、法律信仰问题的不断阐释，彰显着人法之间关系中无法规避的矛盾性。除非所有的法都是绝对的善法，都是公义的表征，否则，恶法伤人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大家经常引用的伯尔曼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其中所说的“法律”并非一整套规则，它是人们进行立法、裁判、执法和谈判的活动，是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包含了人的全部生命，包括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的终极关切，与“超理性价值”之间存在着联系和沟通，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忽视了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对法律的这些界定和描述，机械地谈法律的信仰问题，就会陷入伯尔曼所批判的法条主义的陷阱。当法律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活生生的人类活动”，“是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一部分”时，那种法的层次性、时空性被同时凸显出来。苏格拉底以其生命维护了“守法即正义”的法律理想，但其维护的是法律本身，而不是判其死刑的具体法律条文和程序;其维护的是保证普遍价值至上性、保证社会秩序有效性、乃至保证个体法律信仰的自觉性的法律意识和实践，也正因此，一个恶法影响的消减乃至消除，还是依靠人们在立法层面的孜孜探求，以及具体法规作用范围的有效调整。对包拯、所罗门王等的智巧颂扬，实际上可以还原和转化为人类对于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积极追求，在于法律体系与人类价值活动的有效协作。否则，不与人类终极关怀相应的法律，终究会成为屠杀人类自身的刽子手。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