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向费老学习什么？
杨 涛
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费孝通同志，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新京报》4月26日）
费孝通逝世的消息一传开，北大校园BBS截至25日晚10点多，悼念费孝通的帖子已经有300个，列“十大热门话题第一名”。 作为一名社会学、人类学家，他的贡献是卓越的，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极其丰富的。他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江村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一个里程碑，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20世纪80年代初，他率先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和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1981年，费孝通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
但是，在我看来，费孝通留给我们更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是他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他坚持真理的勇气。
坚持田野调查，经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和亲身感受，获取第一手的资料，从这些可靠的数据和资料中得出自己独特的判断，这是费孝通的治学一贯作风。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种是在实地调查，费孝通选择后者，即便是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也不例外。费的学生邱泽奇说：费孝通到了地方，地方非要招待，费很为难。实在去不了现场，费才会让学生代替去。“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那本让费孝通获得世界级荣誉的《江村经济》，其之所以能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正是费孝通从街巷里串门访户、走田头、进工厂、坐航船、观商埠中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从而建立在这基础上完成了思想飞越。
敢于挑战权威和流行观点，坚信自己亲身考察所得的结论，敢于坚持真理，这是费孝通治学的又一风格。1957年，费孝通在《重访江村》中对当时提出的“农业四十条”提出了质疑，因此被指责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上个世纪80年代，费孝通的乡村工业的观点又引发了激烈交锋，他继续沿用了他的老方法———摆事实、算细账，坚持自己的看法。
在我们今天的年代，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界，我们不乏学者、专家，我们的学术著作呈爆炸式地增长，各种学术观点、论述满天飞。可是，透过这“繁荣”的学术背后，我们却看到了无数的泡沫，学者们并不真正潜心于调查研究了，他们追求学术数量和观点的新颖、奇特，他们的许多结论往往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中：他们不喜欢用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热衷于天马行空的纯粹思辨；他们往往只是引述西方某些经典著作论证自己的观点，却很少调查当下中国发生了什么；他们就是利用资料引证自己的观点，往往也是仅仅引用报纸和他人著作的二手资料，或者对自己遇到的个案当作普遍现象，很少进行艰苦的田野考察，系统地调查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他们往往带着自己的观点寻找个别有利于自己的事例，却很少从调查中来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我们的学术也许越是“繁荣”，问题却是越多，因为不恰实际的研究给我们解决问题带来更多干扰。此外，在学术界内，一些人的观点紧跟形势而走，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根本就没有独立追求真理的学术品格；而一些人又总是在没有事实依据情形下，固执已见，不肯和不愿承认真理。学术品格的缺失，更让我们的学术往往建立在海滩上。
毛泽东同志早就谆谆告诫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古罗马的贺拉斯说：“真理和美好是我所研究和追求的东西，我将自己的一切都倾注于这一追求之中。”是的，追求真理的道路是崎岖的，学术研究其实是很艰辛的，费孝通坚持实地考察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坚持真理的勇气，永远值得后来者景仰和终生学习。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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