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关于发布《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7号、第8号的通知
中国证监会



各上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及有关会计师事务所：
为进一步提高公开发行股票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年度报告的编制与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制定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7号－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8号－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
别规定》，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7号 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公开发行股票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商业银行编制年度报告时，除应遵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的一般规定外，还应遵循本规定的要求。其中的财务报表附注部分还应遵循《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号－商业银行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的要求
。
第三条 商业银行应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前三年年末如下财务数据：总负债、存款总额、长期存款及同业拆入总额、贷款总额、各类贷款余额。
商业银行应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前三年年末及按月平均计算的下述年均财务指标：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比例、存贷款比例、短期资产流动性比例、拆借资金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国际商业借款比例、利息回收率。
上述有关财务数据、财务指标1999年以前（含1999年）的可按对贷款执行“一逾两呆”分类方法计算，2000年的应按对贷款执行“五级”分类方法计算。商业银行应说明对有关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前后期所采用的不同计算口径。
第四条 商业银行董事会应在其报告中披露如下事项：
（一）所属分行各自的名称、地点、职员数和资产规模以及支行、储蓄所数量及地区分布等基本情况；
（二）年末贷款的“五级”分类情况，各级贷款呆帐准备金的计提比例；
（三）年末列前十名的客户贷款额占贷款总额的比例；
（四）年末占贷款总额比例超过20％（含20％）的贴息贷款的金额及其重要构成；
（五）重组贷款的年末余额及其中逾期部分金额；
（六）本年主要贷款类别按月度计算的年均余额及年均贷款利率；
（七）年末所持金额重大的政府债券的有关情况，包括面值、利率、到期日；
（八）本年应收利息与其他应收款坏帐准备的提取情况；
（九）本年主要存款类别按月度计算的年均余额及年均存款利率；
（十）不良资产的年末余额，本年为解决不良资产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措施；
（十一）年末存在逾期未偿付债务的，对其金额、利率、存款人或拆入人、未按期偿付原因以及预计还款期等所作的说明；
（十二）可能对其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表外项目的年末余额及其重要情况；
（十三）前一报告期末所披露风险因素本年内给商业银行造成的损失，以及本年末所存在的可能对其造成重大影响的各种风险因素及相应对策。这些风险因素包括信贷风险、流动性风险、汇率风险、市场利率风险、技术风险、政策风险等。对风险因素能够作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量
分析；不能作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性描述。
以上各项以及呆帐、坏帐核销政策及程序与前一报告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商业银行董事会应予以说明，并解释其原因。
第五条 商业银行应聘请有商业银行审计经验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和制度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此外，应增加审计内容，聘请获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
通行的审计准则，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增加审计时需关注的内容包括：损失准备的提取及不良资产的处置情况；重大表外项目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不同经营业务及经营区域的资产质量、获利能力和经营风险；法定财务报告与补充财务报告之间的主要差异。
年度报告正文中的财务资料应与法定财务报告一致，补充财务报告应作为年度报告的附录披露。
第六条 商业银行应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与有效性作出说明。
商业银行还应委托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内部控制制度，尤其是风险管理系统的完整性、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评价，提出改进建议，并出具评价报告。评价报告随年度报告一并报送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以上三性存在严重缺陷的，商业银行董事会应对此予以说明，监事会应就董事会所作的说明明确表示意见，并分别予以披露。
第七条 商业银行编制年度报告摘要时，应包括上述第三条－第五条的主要内容。对其中的财务指标，可不必列出计算公式。法定财务报告与补充财务报告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在摘要中予以说明。
第八条 本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8号 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公开发行股票证券公司（以下简称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证券公司编制年度报告时，除应遵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有关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的一般规定外，还应遵循本规定的要求。其中的财务报表附注部分还应遵循《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6号－证券公司财务报表附注特别规定》的要求
。
第三条 证券公司应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前三年年末或年度如下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流动资产、代买卖证券款、受托资金、流动负债、净资本、营业收入、手续费收入、自营证券差价收入、证券发行收入、营业支出、净资产负债率等。
第四条 证券公司董事会应在其报告中披露如下事项：
（一）证券经纪业务情况，包括：
1、按证券种类（如股票、基金、国债、企业债券和其他证券等）和交易场所披露代理买卖证券的金额、市场份额。
2、按债券的种类（如国债、企业债券等）披露报告期内代理的已兑付债券金额。
3、披露报告期内代理保管证券的增减变动情况，并注明有无将代保管证券抵押、回购或卖空情况。
（二）按全额承购包销、余额承购包销和代销等承销方式分别披露报告期内承销的次数、承销金额和相应的承销收入。
（三）按自营证券种类披露本期与上期按月计算的自营证券年均余额、自营证券差价收入和自营证券收益率。
（四）披露本期与上期有关资产管理业务的平均受托管理资金、受托资金总体损益和平均受托资产管理收益率。
（五）其他业务利润较大的，分别按业务类别披露本期与上期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六）前一报告期末所披露风险因素本年内给证券公司造成的损失，以及本年末所存在的可能对其造成重大影响的各种风险因素及相应对策。这些风险因素包括营运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电子技术风险、法律法规风险等。对风险因素能够作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量
分析；不能作出定量分析的，应进行定性描述。
（七）资产负债表日后的非调整事项，包括所投资金融品种或金融工具等价格的异常波动、对一项金融资产的大额投资、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外汇汇率的较大变动、自然灾害、重大证券交易等等。应详细披露这些非调整事项的内容以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无法作出
估计，应说明原因。
第五条 证券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公司审计经验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和制度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此外，应增加审计内容，聘请获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
际通行的审计准则，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审计。
增加审计时需关注的内容包括：损失准备的提取及不良资产的处置情况；重大表外项目及其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不同经营业务及经营区域的资产质量、获利能力和经营风险；法定财务报告与补充财务报告之间的主要差异。
年度报告正文中的财务资料应与法定财务报告一致，补充财务报告应作为年度报告的附录披露。
第六条 证券公司应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作出说明。
证券公司还应委托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内部控制制度，尤其是风险管理系统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提出改进建议，并出具评价报告。评价报告随年度报告一并报送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所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以上三性存在缺陷的，证券公司董事会应对此予以说明，监事会应就董事会所作的说明明确表示意见，并分别予以公开披露。
第七条 证券公司编制年度报告摘要时，应包括上述第三条至第六条的主要内容。对其中的财务指标，可不必列出计算公式。法定财务报告与补充财务报告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在摘要中予以说明。
第八条 本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21日
关键词：白求恩精神、心脏性猝死、急救处置、知情同意、重症医学科、经验法则
内容提要：《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后，医患关系调整为民事法律关系。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上升为民法典的“人格权”，在新法履行中要明确“告知”，予以法律保护。但在实施患者急救处置过程中，笔者认为，根据医学科学经验法则告知无须“批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尽职尽责，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而实施“批准”，可以出现与实施急救的时间差，即延误而失去急救处置患者的黄金时间，医疗机构要承担法律责任。
立论中的标题，实为我国在三个不同时期，规范执业医师对急危患者急救处置在法律上认可的标准。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题词，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健康报》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
二OO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六条“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也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卫生工作指示中的一句名言，并成为广大医务人员的座右铭，在全国的医疗机构急诊科的墙上都可以看到。曾记否，想当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在《纪念白求恩》中说过“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白求恩同志就是这样，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把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救死扶伤，抢救了不少伤员，并以身殉职。我们的毛主席给白求恩同志最高的评价，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之后，白求恩同志就成为广大医务人员学习的榜样。“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也是处置急危病人在毛泽泽时代的标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越来越完善。对于执业医师在处置急危病人，在立法上也开始有了认可的标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4条中规定，对急危患者，不得拒绝急救处置。有关该条款的规定，实际上是毛主席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立法中的具体体现。身为在岗的执业医师，在法律的规定上有其特定的义务，如果拒绝急救处置急危病人，而造成严重后果，即患者死亡的后果，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处其不作为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执业医师应当以白求恩同志为榜样，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抛除一切私心杂念，立即投入急救处置，当你尽职尽责以后，即使你不能救活危重病人，患者的家属是不会追究你在法律上任何责任。
跨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更加完善，《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后，即可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出台。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有关医疗损害责任中陈述的患者的知情同意权需要“告知”，在法律上并签字“同意”，这是体现民法典中有关“人格权”的司法保护，其立法的意义是比较深远而必须。
在《侵权责任法》第56条，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笔者认为，该条立法的起草者，从立法的逻辑学上分析是没有问题的，即先“批准”，后“可以立即实施”。但从医学科学的经验法则，问题是出在“批准”与“实施急救处置”可以出现时间差，大约不能超过4—6分钟，然而这4—6分钟正当是急救处置患者生命争分夺秒的黄金时间。
下面笔者提供医学教科书、医院工作实况和卫生部新增“重症医学科”情况予以说明。
1、心脏性猝死。《内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二版，陈国桢主编，第155—156记载。
WTO关于心脏性猝死的定义在起病后6小时内。在临床上，最短者定1小时，最长者定24小时。
猝死发生时，如心博收缩失效时间未超过4分钟，则及时抢救不仅可使心博恢复，且约有半数可望存活，如已超过6分钟，则抢救后即使心脏能复跳，但中枢神经系统多已受到不可逆性的损害，能有效存活可能性很少。
2、产科大出血，或故意伤害中刀伤致大血管破裂出血，大约6分钟的“放血”，如不急救处置，人的生命也不能维持。
3、医院工作的实况
医院工作制度上，医院设置有总值班，即实际履行医疗机构负责人的职责，如要审批，首先也是报告总值班，而总值班中实际履行的是医院中层以上干部轮转，大约有半数是不懂医学业务的。
4、卫生部于2010年1月19日，又增加了“重症医学科”，要求同时掌握内科、外科、麻醉科知识工作经历和技能的执业医师。根据预计，重症医学科即将替代既往的急诊科。
英国大法官培根所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而相对于社会科学的法律来说，医学领域更注重经验法则，而不是法律规则。当法律为医学设置规则的时候，应当首先考虑医学科学的特殊性（经验法则）。在急救处置急危病人又无家属告知的情况下，首先应考虑的是急救，而不是知情同意去“批准”，否则的话，被批准的“时间差”，正当是患者急救处置争分夺秒的黄金时间，不“批准”，由当班的执业医师立即抢救，尽职尽责，即可免除医疗机构的一切法律责任。
2011年3月9日中国民商法网、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草案建议稿》第126条（紧急情况下医务人员未尽告知义务的责任）。
医疗机构按照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怠于履行批准义务延误抢救，造成患者损伤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研究中心在“说明”中指出：“做出这样庞大的司法解释草案的建议稿，工作量巨大而课题力量有限，因此难免存在错误，期待各界指出批评意见。”
笔者认为：由于《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就没有体现出医学科学中的经验法则，不“批准”即可取得急救处置患者生命争分夺秒的黄金时间，如去“批准”即可延误而失去急救处置患者生命争分夺秒的黄金时间。故司法解释草案建议稿第126条“怠于履行批准义务延误抢救”也就无从谈起，解释的“不当”，其源盖出于《侵权责任法》第56条规定中存在缺陷：“批准”程序的出现，即可延误抢救的全过程。
《侵权责任法》第56条中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领导在场，当时拍板，批准是领导同意的那一瞬间开始，这个批准是“立即”。此外，譬如领导不在场，就需要有时间，存在时间差，你那个“立即”已经错过急救处置患者生命的最佳的黄金时间。《侵权责任法》第56条中，这个“批准”与“可以立即”在法条中表述是不够严密的，也是违背在临床实践中“急救处置”的操作规程，可以出现“见死不救”。因此，对于需要“急救处置”的患者，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笔者建议先行急救，事后备案（如抢救不成功，可以成为“无主尸体”，还得向公安部门报案）方法处理。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滥用事后备案，可根据查明事实，追究其过错的“赔偿”责任。
笔者在前文已论述，未尽“告知”是侵犯患者的“人格权”，其立法意义深远而必须。故建议立法起草者就《侵权责任法》第56条予以修改时，以作立法技术上的处理。


2011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