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改革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理论界、实务界，尤其是法院自身，从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但当我们回头审视这几年裁判文书改革的得失时，不难发现裁判文书改革从一开始就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出现了为标新立异而改革的倾向---哪怕与裁判文书沾一点边的细小变动都打上了“改革”的旗号。这将裁判文书改革引入误区，导致裁判文书改革停滞不前，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之所以会如此，笔者认为，是裁判文书改革中缺乏一个明确的理念，没有围绕这一理念来确定裁判文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从某一方面来讲，裁判文书是庭审活动的延伸，是对庭审活动的全程反映和总结。因此作为集中反映审判活动的一个载体，也应当体现法的内在价值，即“公开、公正、权威”的理念。

　　当前，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第一，对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不重视，没有真实、全面反映当事人的意思。摘抄当事人的起诉书和答辩状；有意无意漏掉当事人的请求和理由；归纳当事人的请求和理由过于简略。这些与后面的“事实”和“说理”不能一一对应，公开性、透明度大打折扣，最终使人怀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第二，对证据的分析论证不透彻，认定的事实缺乏说服力。证据是用来证明事实的，但不少裁判文书是在“经审理查明”部分写好了事实后，笼统地用一句：“以上事实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这种由事实－－证据的写法颠倒了先证据后事实的关系，成了分析的是事实本身，而不是通过分析证据来查明事实。第三，判决理由不充分。大部分的裁判文书在“本院认为”中，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议、判决的依据、理由要么避而不说，要么含糊其词，且说理时多使用生硬的说教用语。说理不足还表现在字数上和逻辑性方面。有的判决书说理部分只有几十字，而在逻辑推理方面问题更突出。说理不充分的判决即使判决内容正确，其信服力、感染力也要大打折扣。第四，诉讼过程反映不全面。在裁判文书中将重心放在了诉讼证据、判决主文部分，而对诉讼过程，如案件受理的时间、送达起诉书和开庭传票的时间、延长审限的情况等在裁判文书中未作交待，没有充分向社会公开。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1、法官业务素质不高。裁判文书是庭审活动的全程反映，而庭审质量的高低又影响到裁判文书的制作。法官业务素质不高，驾驭庭审的能力不强，首先就影响到法庭审理。庭审的重要目的是查明案件事实，业务素质不高的法官在开庭审理案件时心中无底，不能较好把握庭审所要解决的问题、层次分明地推进庭审，使有些案件事实在庭审中被漏掉没有得到查明，导致案件事实不清。在制作判决书时，由于事实未查清，加之“说理”的能力差，为避免越说越漏洞百出，只好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进行高度概括，含糊其词应付。应当看到，法官凭借经验、就案办案，不讲求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的问题普遍存在。这除了法官理论水平较差的原因外，现代司法理念欠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现代司法理念欠缺不仅对于个案，而且对于整个司法实践产生不利的影响，造成法官审判观念发生偏差。反映在裁判文书方面，主要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漠不关心，没有公开审判的全过程、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权利。

　　这几年的裁判文书改革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一是在思想上达成了共识。虽然在改什么、如何改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但都认为目前的裁判文书确实存在不公开、不透明、说理性差等问题需要改革。这为裁判文书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问题，而且在实践上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在某些方面，如加强了裁判文书的说理等，还得到了当事人和社会的认可。但也应当看到当前在裁判文书改革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问题。1.价值取向不明确。认识到裁判文书需要改革，但对裁判文书改革的认识不到位，导致方向和目标不明确，造成了行动上的混乱，各行其是，都将自己的实践贴上“改革”的标签，不能使裁判文书改革在“正道”上有所突破。2.多在形式上作文章，没有上升到改革的层面。如给裁判文书加上封面和封底、在裁判文书后面特别增加附页。笔者无意对这些举措进行贬低，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方面，裁判文书改革不是浅层次的更不是在表面形式上作文章，而是深层次的、全局的。

　　裁判文书的改革，应体现出公开、公正、平等的原则。裁判文书改革的过程中无论是学习、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经验，还是走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都需要深入地理解法的精髓，进而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司法理念，并以此为指导才能使裁判文书改革获取真正意义的改革成果。在裁判文书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以下原则：（1）公开原则。裁判文书是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真实、全面反映司法活动的全过程。除了法律有规定的外，对全部的事实、证据、法官的意见和适用的法律都应写入裁判文书，不仅向当事人公开，而且向社会公开。（2）公正原则。将公正作为司法的基本要求和价值目标是法律上的“公理”。按传统的观念，公正与否还是评判司法工作好坏的惟一标准。在诉讼程序上，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在实体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裁判；裁判结果能实现社会正义。（3）权威原则。要求法官将裁判文书视为法律的“圣经”，以恭敬、严谨的态度对待，缜密思考、认真撰写。由此，使当事人从裁判文书感受到司法的权威，进而尊重法院的裁判。

　　（作者单位：江西省乐安县人民法院）
公安部


公安部关于毒品案件立案标准的通知

1988年7月13日，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
公安部《关于刑事侦察部门分管的刑事案件及其立案标准和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发〔1979〕182号文件）对毒品犯罪未规定具体立案标准，不利于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为此，我部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结合公安机关办理毒品案件的实际情况，并参照各地公安机关提出的意见，现对毒品案件的立案标准具体规定如下：
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性质分别立案：
1．非法制造、贩卖、运输（含走私，下同）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或其他毒品的，不论数量多少，原则上均应立案。
2．提供场所和毒品，容留他人吸食，从中牟利的，以贩卖毒品罪立案。
3．制造、贩卖、运输假毒品的，以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立案。
4．明知是毒品，非法携带、邮寄、托运的，以运输毒品罪立案。
5．私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二百五十株（相当于生鸦片一两）以上的，以制造毒品罪立案。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立为重大案件：
1．非法制造、贩卖、运输鸦片五百克以上，海洛因十克以上以及同等数量的假毒品的。
2．境内外犯罪分子互相勾结，入出国境贩毒的。
3．组织贩毒集团，长途贩运、倒卖毒品的。
4．提供场所和毒品，容留他人吸食，从中牟利，屡教不改的。
5．私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二千五百株（相当于生鸦片十两）以上的。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立为特别重大案件：
1．非法制造、贩卖、运输鸦片五千克以上，海洛因五十克以上的。
2．武装贩运、走私毒品的。
3．制造、贩卖、运输毒品，并以暴力抗拒检查或拒捕的。
4．组织或参与国际贩毒集团、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
5．私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二万五千株（相当于生鸦片一百两）以上的。
以上各条所说的毒品数量“以上”都连本数在内。
上述立案标准从一九八八年八月一日起试行。各地试行中出现的问题，望随时报部。

附件：关于毒品案件立案标准的说明
当前，贩毒犯罪日趋猖獗，大量种植罂粟以及制造假毒品的案件也时有发生。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不甚具体、明确，各地对有关法律理解不一，解释的出入很大。公安部一九七九年制定的《关于刑事侦查部门分管的刑事案件及其立案标准和管理制度的规定》对毒品犯罪也没有规定具体的立案标准。因此，各级公安部门在具体办案时，难以区分罪与非罪，难以掌握犯罪轻重程度，影响了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从严格执法的角度出发，公安机关有必要规定一个内部掌握的立案标准，以便有所遵循。
这个立案标准的起草，有以下一些考虑：
（一）立案标准和量刑标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公安机关制订的各类立案标准历来是低于法院量刑标准的，这一立案标准也本着同样的原则，参考了法院的实际量刑标准。
（二）关于一般案件的立案标准。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以及《海关法》的立法精神，凡有制造、贩卖、运输或走私毒品行为的都认为是犯罪。这是符合我国严格禁毒的一贯方针的，也同世界各国普遍严惩毒品犯罪的立法精神相一致。因此，立案标准规定，凡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不论数量多少，原则上均作为犯罪案件立案。
（三）关于重大案件和特别重大案件的立案标准。主要是根据立法上的定罪量刑标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对制贩毒品犯罪分子判处死刑标准的司法解释，还参考了各地制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并考虑到鸦片及其衍生物之间的数量比例，综合各种情况后拟定的。
（四）制造、贩卖、运输假毒品立案侦查的，破案后查明系假毒品，而犯罪分子又明知其为假毒品的，可按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或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有关罪名移送检察机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