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
——限制死刑适用之权利维度思考

王晓辉*


内容提要：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在实践层面并不十分可靠，甚至发生了某种偏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片面强调其追究犯罪和惩罚罪犯的一面，忽视了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致使整个刑事追诉过程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甚至在实践中出现了为惩罚犯罪而冤枉无辜的情况，造成死刑的错判和滥用。因此，从预置死刑滥用的防御和补救体系的角度，需要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的任意发动，在刑事诉讼的动态过程中，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对抗和制衡，进而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通过强化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保证程序正义，这对限制死刑适用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死刑限制与适用 诉讼权利的强化 程序保障
一、 我国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及思考
从国际范围来看，限制乃至废止死刑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关的国际公约也表明了对于死刑的逐步限制乃至最终废除的严正立场。但废除死刑也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联合国人权文件对死刑的态度经历了从肯定并限制死刑到否定并废除死刑两个阶段。 在我国暂时不能废除死刑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是“相对合理且现实的选择” ，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奉行的死刑政策” 。
死刑限制有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这是学界的一般看法。立法限制通常是通过从立法上缩减死刑罪名，提高死刑适用条件，严格死刑适用标准等方法降低死刑的比例，以逐渐限制死刑适用。而司法限制主要是通过在死刑司法实践中严格限制死刑宣告和死刑执行等方法来限制死刑。由此可以认为，限制死刑一般是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通过实体上和程序上实现限制死刑的适用。一般认为，我国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主要通过四项法律规定得到具体体现。第一，死刑适用范围上的原则性限制，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第二，死刑适用对象上的具体限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第三，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这就是我国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简称死缓）。根据刑法第50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的规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在缓刑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1条的规定，在死刑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或者，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或者罪犯正在怀孕的情形应当停止执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第四，死刑程序上的限制即死刑复核程序。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事诉讼法第200条也规定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必须承认，这些制度的设置体现了我国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对限制死刑适用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司法实践中死刑经常被宣告和使用，甚至出现了错判和滥杀的情况。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枪（刀）下留人案”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深思！曲新久教授指出，我国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的法律制度设置存在着严重不足，死刑政策在制度层面上没有充分地得到落实，而且，死刑制度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偏离。 曲教授从制度设置的层面分析了我国限制死刑适用制度的价值，并指出司法实践自身也没有为限制死刑政策法律化提供素材和营养。我们认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的初衷是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贯彻。在既定的死刑政策和制度下，如何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防止死刑的错判和滥用，保证面对死刑的人得到公正的评判则是现时关注的焦点。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程序正义的实现和被告人诉讼权利得到保障，让真正面对死刑的人死得“明明白白”。
二、权利：限制死刑适用扩张的界限
刑罚权是国家基于独立主权对犯罪人实行刑事制裁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国家权力。刑罚经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制定，以刑法这一实体法的形式获得抽象存在；通过适当的刑事诉讼程序由司法机关收集证据、认定事实进而以实现刑罚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可见，刑罚的实现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这是法治的要求，也是保障被告人权利不至于在权力集结下造成伤害的要求。因为，刑罚权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往往会对具有脆弱性特点的权利造成侵害或者危险。通过刑事诉讼来实现刑罚，就在于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的前提下，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如果说只是单单为了惩罚犯罪，只要掌握刑罚权力的国家机关直接予以发动便可。因此，刑事诉讼更具有宪政意义上的价值即权利的保障与救济。正如有论者所言，“以刑罚权基本属性为基点研究刑事诉讼程序，意味着‘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一个重要特质。” 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轻权利重惩罚的片面理解，强调其追究犯罪和惩罚罪犯的一面，忽视了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致使整个刑事追诉过程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甚至在实践中出现了为惩罚犯罪而冤枉无辜 ，造成死刑的错判和滥用的情况。
我国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实质上也是限制死刑权力扩张的政策。 如何防御死刑的错判和滥用需要预置完备的、多层次的防御和补救体系，以防止死刑权力的任意扩张。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来源于刑罚权本身的权力控制。其次，来源于刑事程序基本权利的控制。透过程序性权利保护，间接制衡与优化实体性权力的运作。最后，来源于宪法基本权利的控制。 我国现有的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主要就是通过立法和司法从实体和程序方面来限制。即通过立法和司法层面从制定和适用刑罚权的权力本身来限制死刑的适用和扩张。尽管我国刑事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享有的一定诉讼权利，但并不全面；即使规定的权利或者缺乏保障或者遭到侵犯或者不足以防止司法权力的发动。这使得预置死刑扩张的防御体系存在缺陷和漏洞。
刑事司法过程就是一个对抗的过程，忽视被控方的权利及权利保障，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也不利于追诉和被追诉双方对事实的辩论以弄清真相，为死刑的滥用埋下了隐患。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国家追诉权的行使直接关涉到公民个体的生命、自由、财产的状态，如若对此种积极权力不进行控制和约束，依照“不受控制的权力必将会被滥用”的原理，公民个体的权利必将受到侵害。现代法治国家不仅意识到权力易被滥用的特性，而且充分重视司法权在平衡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利益，缓和两者之间的对立、紧张状态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因此而致力于通过司法权的运作加强刑事司法活动中人权保障。 平衡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利益，通过司法权的运作加强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是现代法治国家权利运行的终极关怀，也是联合国司法准则体系中原则与具体制度的最终目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必须保障人权。司法人权保障原则是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理念以及权力制衡原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反映。因此，从刑事审判模式与刑事诉讼的过程性和对抗性来看，应该赋予其各方平等的对抗的机会。诉讼权利是实现控方与被控方对抗的前提，而保障诉讼权利的行使则是实现对抗的现实基础。赋予并强化被控方的诉讼权利，使被控方在保障自己人权方面更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使死刑适用的限制在控方与被控方的动态地对抗中实现。
刑事诉讼根本上是一种权利与权力的对抗和制约。明确了这一点，在司法权力发动的时候只有赋予权利主体相应的权利，与之相对抗才能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或限制权力的滥用。只有抓住诉讼的对抗性的特点，明确被控方的权利，才能真正使整个诉讼活动达到制衡的状态，保证程序公正，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上的公正。因此，强化被控方应该享有的权利并保障其权利的实现，可以有效对抗权力可能对权利的侵犯和防止死刑权力的滥用。
三、诉讼权利、程序保障与死刑适用
这里的诉讼权利是被追诉人在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程序保障，按照日本学者谷口安平的解释，在狭义上是指诉讼中充分给予双方当事者对等的攻击防御机会，并形成制度化的程序和在实际的制度运作中严格遵循这样的程序要求。 如上所述，限制死刑权力的扩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强化和保障面临死刑的人诉讼权利以制约司法权力的任意发动和滥用，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实现对抗和制衡。而诉讼权利需要程序保障得以实现，反过来诉讼权利及其保障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二者相互促进，从而尽可能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我们认为，在既定的政策和制度下，限制死刑的适用乃至刑事司法改革的焦点应该放在程序保障的问题上；而强化和保障被控方的诉讼权利尤其是程序权利，以对司法权力的发动进行防御和对抗是解决程序保障问题的关键。
“自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遵守程序保障的历史”。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在刑事法治的背景下，程序正义越来越受到关注。死刑适用的公正至少要从程序正义做起。” 实际上，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死刑适用的矛盾焦点。董伟“枪下留人案”、“刘涌案”都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从程序方面着手是解决死刑适用问题的突破口。“从程序上保障死刑的正确适用，就是国家在彻底废除死刑条件不成熟前，最大限度尊重和保障死刑犯人权的具体体现。” 应确保被判出死刑的人享有最审慎的法律程序及最大可能的保障。而且从程序上进行限制死刑适用具有现实意义，“通过程序控制死刑的影响力是持续的”。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虽然规定了一些有助于控制死刑的程序，然而就实现慎用、少用死刑的目的来说，现有的程序控制方法并不够。我国对于死刑适用的特别程序就是死刑复核程序，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而遭到学者的置疑。 因此，限制死刑的适用除了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改造和变革以外，需要研究增加更为有效的程序控制方法。如有论者指出，“我们需要进一步重视死刑案件中的程序保障问题。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这应是不言而喻的。据此，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理应遵守程序规定。因此，对适用死刑的案件加强程序保障，其意义尤显突出。我们应当考虑在适用死刑的案件中如何真正实现程序价值。”
强化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对死刑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赋予被追诉人防御司法权力的任意发动和滥用的诉讼权利，这就要求司法权力的发动和实施必须在权利规则范围内进行。充分体现“通过程序保障基本人权”和“以合法的程序追究犯罪”的精神。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权力的发动必须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要件，从而防止权力任意干涉个人权利的产生，否则就要承担程序违法的后果。比如，对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就应该遵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对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司法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在英美法系，将诉讼程序作为犯罪界说的一个维度。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对于刑事诉讼程序实定法（或者法庭、普通法规则）的违反，将可以通过上诉使有罪判决归于无效，并且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得再次提起诉讼。这种程序超然、优先于实体的制度设置，在一定情况下将会引起程序的违法对于实体法的直接的否定意义。这就要求在整个刑事追诉的过程中必须保证被控方在实体和程序上得到公正的待遇，否则对整个刑事案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赋予被追诉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就司法机关而言，就是负有不得强迫被追诉人自证其罪的义务），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 那么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强化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保证程序正义，这就必然要求司法机关的追诉过程和所提供的证据以及所证明的事实经得起推敲，提高其证明力，为准确适用死刑提供可靠的依据。将在现有的政策下应判出死刑的案件办成“铁案”。
总之，就死刑的适用而言，强化诉讼权利，通过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有利于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通过程序保障，对实现慎用、少用死刑应当有积极推动作用。而即使判出死刑，只要刑事司法权力是通过程序上的正当性和规范性所得出的结果，也能够获取被控方的认可和服从，才能够获得尽可能大的权威性和公众的认同。正如美国大法官杰克逊所言，“程序的公平性与稳定性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程序适用公平，不偏不倚，严厉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
四、对现时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检讨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重惩罚轻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有罪推定的诉讼观念仍然存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所以，虽然我国刑事法规定了一系列诉讼权利，但这些权利在实践操作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障，甚至一些权利被漠视。就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而言，也是如此。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着或者忽视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或者其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其权利被司法机关侵犯或剥夺等等情况。比如像被判处死刑的人应该享有的赦免、减刑请求权在我国法律中就没有规定。比如像律师辩护难等问题，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自己行使辩护权或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但在实践中，被控方的辩护权却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又比如像“三机关联合办案”、“案件协调制度”以及“案件审批制度”、“疑案请示制度”等等不合理现象，这些“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剥夺或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漠视和剥夺。再比如像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不得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超过法定期限（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但这些权利却遭到了司法权力的侵犯。
在检讨我国现时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是如何界定“面对死刑的人”。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只有在判处确定的犯罪和刑罚之后才可以如此称之；但作为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应该是在整个刑事追诉过程中对被控可能判处死刑的人的权利强化和保障。以下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包括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来检讨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
在侦查阶段，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障被告人权利的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但这些原则在侦查阶段，特别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的时候，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而不享有沉默权。这就为侦查机关对不坦白交代的犯罪嫌疑人强迫其交代甚至刑讯逼供留下了隐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侵犯了犯罪嫌疑人所受无罪推定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保护的权利。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这不足以防止类似不法行为的发生。而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就在于犯罪嫌疑人面对刑讯逼供，缺乏防御权力侵犯的权利保障。而这种权利保障的淡化也使得侦查人员缺乏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意识。实际上，采取刑讯逼供等不法手段所获取的证据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可能误导审判，往往造成冤假错案，牵连无辜。依照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和第3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起诉之前有权委托辩护人。但是，实践中辩护难的问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提起公诉阶段，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的时候，存在忽视甚至不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的情况。
在审判阶段，一些办案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误判。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被控方事实上无法受到公正的对待。其权利规定的不充分，即使规定了的权利往往也得不到保障，受到了很大的牺牲和抑制。在庭审实践中，由于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再加上被控方的知情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被控方根本不可能针对性地提出异议并有效地进行质证，形成了“控方举证不受控方制约”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证人不出庭导致被控方的辩护权不能有效实施。而不经过质证的传来证据却在实践中被大量采用。在疑难案件的处理上，采取“案件审批制度”、“疑案请示制度”，实际剥夺了面对死刑的人的上诉、申诉权。另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复核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辩护权缺失的问题。死刑判决、裁定的生效需要经过特别的核准程序。这对死刑的慎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由法院自动启动而完全是法院的一种内部办案程序，没有辩护方的法律地位，缺少辩护权行使的空间。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与辩护方是相对立的双方。“在刑事诉讼中实现程序正义，应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和有关各方的公平参与”。 被判处死刑的人应当有权参与到有关是诉讼程序之中。但死刑复核程序一般采取书面审，不具有诉讼的特征，而是一种封闭的权力活动。这使得被告人在该程序中始终处于一个被动、消极的状态。如果只有控方没有辩方 ，那么象征着公正的“天平”就会倾斜。
五、 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保障
依法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是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 “无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所谓权利保障,是指排除对权利现时和将来妨害的确使权利最终实现的制度化保护。对权利保障一般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权利宣言的形式，其二是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条件。 可见，权利的保障不仅要求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抽象存在，还必须为这些抽象存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创造条件。我国刑事法对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与国际司法准则以及其他国家相比，在权利的宣告和权利的实现两方面都存在一些差距。在这种权利缺失或对权力缺乏制约，没有对抗的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无法得到保障，就更谈不上对死刑的限制，甚至可能导致死刑的滥用。
如何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这是保证正确适用死刑，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前提下获得实体上的公正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我国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强调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背景下，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认为，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尊重被追诉人权利的意识，通过规范其行为，加强其责任来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另一个方面就是强化被追诉人的权利，并为行使权利提供现实条件和制度保证。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首先，司法人员必须要有权利保障的意识，尊重面对死刑的人的生命权和诉讼权利。因为，在刑事追诉过程中，面对死刑的人首先面对且面对最多的就是司法人员，而他们的行为就是直接针对被追诉人。而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漠视被追诉人的权利的意识，如上所述。因此，办案人员要摆脱原先的“有罪推定”、“重惩罚轻保障”的思维观念。为此，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原则，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是被追诉人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虽然我国刑事法已经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但在具体保障制度的构建方面还有待完善，比如在死刑案件中可以率先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程序法定原则是在刑事法领域实现人权保障的基础。贯彻该原则，可以通过预先明确权利和义务，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将其活动限定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这可以避免剥夺或限制法律赋予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从而保障被追诉人更好地行使和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为此，有必要完善关于程序违法的制裁机制。另外，从证据及证据力方面提高对判出死刑的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作出死刑判决时必须在证据上排除一切怀疑。1984年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第4款规定：“只有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而且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的证据而对被告定罪的情况下，才能判出死刑。”这就是对判出死刑的犯罪所作出的严格的证据要求。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被追诉人享有很多方面的权利，根据日本学者田口守一的见解，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主要包括沉默权、辩护权、会见权、开示理由请求权、取消逮捕请求权、保全证据请求权和不服申诉权等七个方面。 这里仅仅触及以下几点。
第一，沉默权。沉默权是被追诉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内容，是刑事诉讼中被控方人权保障最有力的武器，也是防御司法权力的无理侵犯的坚盾。沉默权符合无罪推定原则。而且，赋予被控方在刑事追诉过程中沉默权有其制度背景和理论基础。 为此，还必须完善保障这种权利和保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妥当侦查的制度。这里，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提出的四个方面的措施值得借鉴：第一，由“第三者机关”对侦查本身进行监督。如可以考虑在讯问时，让辩护人到场。第二，保留详细的调查记录，以便在事后可以认定有无非法侦查，如将讯问情况进行录音、录像等。第三，规定不得将违法侦查所取得的坦白交代作为证据使用。第四，处罚违法取证的侦查人员。
第二，辩护权。刑事诉讼法对被控方的辩护权进行了规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辩护权的强化和保障。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一是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应该成为保障辩护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相较于审判阶段而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而且，在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而制成的讯问笔录，一旦在审判中提出就很可能按照笔录来认定事实。而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审判中法官在认定事实时的参考资料主要就是侦查机关提供的笔录。正因为如此，必须对在侦查阶段的刑事辩护给予足够的重视。可以考虑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将律师全面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
二是保障被控方不仅获得辩护帮助权，而且获得的是有效的辩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和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供了特殊权利保障的强制辩护制度。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由律师为其进行辩护，有助于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达到慎用、少用死刑的目的。但在实践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是否为面临死刑的人提供了有效的辩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为此，在提供法律援助的时候，要求聘请的必须是在该类案件方面有经验的、合格的律师，且为辩护人行使辩护权提供物质和制度上的保证，从而为面对死刑的人提供有质量的辩护。
三是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规范证据展示制度以避免“证据偷袭”；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规范证人出庭的具体措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之三（戊）规定，“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因此，应当从制度层面和实践操作方面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可能性和现实性，保障被控方的辩护权得以有效行使。
四是充实辩护事由的内容，尤其是程序辩护。所谓程序性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方法。加强程序辩护是维护被告人的程序权利和保证被告人得到公正的审判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司法公正和透明度的必然要求。不受制约和节制的侦查手段和措施难免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制造冤假错案。就死刑案件而言，保证程序上的合法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它能确保案件的质量，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
第三，程序参与权。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虽然也有听取被判出死刑的人的意见的规定，但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为此，应该保证被判处死刑的人参与到复核程序，充分保障律师介入程序的权利。这是程序参与原则的要求，也是维持诉讼平衡、实现诉讼公正的需要。法律必须规定，与案件利害攸关的各方，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和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所以有人提出，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赦免、减刑请求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全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是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赦免、减刑请求权是联合国的最低人权标准。但是，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请求赦免或减刑。因此，有学者提出增设死刑减刑与赦免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程序规定。 为此，可以增设死刑执行期间的限制，为行使该权利及其他上诉、申诉权提供时间上的保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

1999年8月3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期货交易所的管理，明确期货交易所的职权和责任，防范市场风险，维护期货市场的正常秩序，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期货交易所。
第三条 期货交易所指依照《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履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职能，按照其章程实行自律性管理的法人。
第四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期货交易所实行集中统一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设立、变更与终止
第五条 设立期货交易所，由中国证监会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或者变相设立期货交易所。
期货交易所的名称，应当标明商品交易所或者期货交易所字样。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用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所或者近似的名称。
第六条 期货交易所的注册资本划分为均等份额的会员资格费，由会员出资认缴。
期货交易所的权益由会员共同享有，在其存续期间，不得将其积累分配给会员。
第七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履行下列职能：
（一）提供期货交易的场所、设施及相关服务；
（二）制定并实施期货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三）设计期货合约、安排期货合约上市；
（四）组织、监督期货交易、结算和交割；
（五）制定并实施风险管理制度，控制市场风险；
（六）保证期货合约的履行；
（七）发布市场信息；
（八）监督会员期货业务，检查会员违法、违规行为；
（九）监管指定交割仓库的期货业务；
（十）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职能。
第八条 期货交易所不得从事信托投资、股票交易、非自用不动产投资等与其职能无关的业务；除为期货合约的履行提供履约保证外，不得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不得发布对期货价格进行预测的文字和资料。
禁止期货交易所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期货交易。
第九条 申请设立期货交易所，就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下列文件和材料：
（一）申请书；
（二）章程和交易规则草案；
（三）期货交易所的经营计划；
（四）拟加入本交易所的会员名单；
（五）理事会成员候选人名单及简历；
（六）场地、设备、资金证明文件及情况说明；
（七）拟任用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简历；
（八）中国证监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材料。
第十条 期货交易所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设立目的和职能；
（二）名称、住所和营业场所；
（三）注册资本及会员的出资额；
（四）营业期限；
（五）会员资格的取得；
（六）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七）组织机构的设置、职权和议事规则；
（八）管理人员的产生、任免及其职责；
（九）基本业务规则；
（十）风险准备金管理制度；
（十一）财务、内部审计制度；
（十二）变更、终止的条件、程序及清算办法；
（十三）章程修改程序；
（十四）需要在章程中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交易地点和时间；
（二）上市品种和期货合约；
（三）期货合约交易的暂停、恢复与取消程序；
（四）交易大厅的管理制度；
（五）经纪和自营业务规则；
（六）风险控制制度和交易异常情况的处理程序；
（七）期货结算和交割制度；
（八）保证金的管理和使用制度；
（九）期货交易信息的发布办法；
（十）违规、违约行为及其处理办法；
（十一）交易纠纷的处理方式；
（十二）需要在交易规则中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的合并、分立，由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
期货交易所合并的，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方式；合并前各方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或者新设的期货交易所承继。
期货交易所分立的，其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期货交易所承继。
第十三条 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期货交易所不得设立分所或者其他任何期货交易场所。
第十四条 期货交易所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住所或者营业场所；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变更事项。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期货交易所终止；
（一）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会员大会决定不再延续；
（二）会员大会决定解散；
（三）因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
（四）中国证监会决定关闭。
期货交易所因前款第（一）、（二）、（三）项解散，由中国证监会批准。
期货交易所终止，应当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制定的清算方案，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第十六条 期货交易所终止的，由中国证监会予以公告。期货交易所会员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应当清结期货交易业务。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七条 期货交易所设会员大会和理事会。
第十八条 会员大会是期货交易所的权力机构，由全体会员组成。
会员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通过期货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及其修改草案；
（二）选举和罢免会员理事；
（三）审议批准理事会、总经理的工作报告；
（四）审议批准期货交易所的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报告；
（五）审议期货交易所风险准备金使用情况；
（六）决定增加或者减少期货交易所注册资本；
（七）决定期货交易所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事项；
（八）决定期货交易所理事会提交的其他重大事项；
（九）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十九条 会员大会由理事会召集，一般情况下每年召开一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临时会员大会：
（一）会员理事不足本办法规定的最低数目或者期货交易所章程所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时；
（二）三分之一以上会员联名提议时；
（三）理事会认为必要时。
第二十条 会员大会由理事长主持。理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权时，由理事长指定的副理事长或者其他理事主持。召开会员大会，应当将会议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30日以前通知各会员。临时会员大会不得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
第二十一条 会员大会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出席，每一会员享有一票表决权。
会员大会决议必须经全体会员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会员大会对期货交易所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增加或者减少期货交易所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会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二十二条 会员参加会员大会，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
法定代表人因故不能出席会员大会的，会员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员大会，代理人应当向期货交易所提交会员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第二十三条 会员大会应当对表决事项制作会议纪要，由出席会议的理事签名。
会员大会结束后3日内，期货交易所应当将大会全部文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二十四条 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常设机构，对会员大会负责。
理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会员大会，并向会员大会报告工作；
（二）监督会员大会决议和理事会决议的实施；
（三）监督总经理履行职务行为；
（四）拟定期货交易所章程、交易规则及其修改草案，提交会员大会通过；
（五）审议总经理提出的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报告，提交会员大会通过；
（六）审议期货交易所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的方案，提交会员大会通过；
（七）决定专门委员会的设置；
（八）决定会员的接纳；
（九）决定对严重违规会员的处罚；
（十）决定期货交易所的变更事项；
（十一）违规情况下采取临时处置措施的权力；
（十二）异常情况下采取紧急措施的权力；
（十三）审定根据交易规则制定的细则和办法；
（十四）审定风险准备金的使用和管理办法；
（十五）审定总经理提出的期货交易所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
（十六）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和会员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前款第（八）、（九）项的职权，理事会可授予专门委员会行使。
第二十五条 理事会由9至15人组成，其中非会员理事不少于理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不超过理事会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
理事每届任期3年。理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会员理事由理事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会员联名提议，由会员大会差额选举产生。非会员理事由中国证监会委派。
第二十六条 理事会设理事长1人、副理事长1至2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由中国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理事长不得兼任总经理。
第二十七条 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会员大会；
（二）主持理事会会议；
（三）主持理事会的日常工作；
（四）组织协调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五）检查理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并向理事会报告。
副理事长协助理事长工作，理事长因故临时不能履行职权时，由理事长指定的副理事长或者理事代其履行职权。
第二十八条 理事会会议每半年召开1次。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0日前通知全体理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理事会临时会议：
（一）中国证监会提议；
（二）交易所宣布进入异常情况；
（三）三分之一以上理事联名提议。
理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可以另定召集理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
第二十九条 理事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理事出席，其决议须经全体理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理事会会议结束后3日内，理事会应当将会议决议及其他会议文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三十条 理事会会议，应当由理事本人出席。理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其他理事代为出席；委托书中应载明授权范围。每位理事只能接受一位理事的授权。
理事会应当对会议表决事项作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理事和记录员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三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理事会可以设立监察、交易、交割、会员资格审查、调解、财务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的具体职责由理事会确定，专门委员会对理事会负责。
第三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设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若干人。总经理、副总经理由中国证监会任免。总经理每届任期3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
总经理是期货交易所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是当然理事。
第三十三条 总经理行使下列职权：
（一）组织实施会员大会、理事会通过的制度和决议；
（二）主持期货交易所的日常工作；
（三）根据章程和交易规则拟定有关细则和办法；
（四）拟定并实施经批准的期货交易所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五）拟定期货交易所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报告；
（六）拟定期货交易所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的方案；
（七）拟定期货交易所变更方案；
（八）决定期货交易所机构设置方案，聘任和解聘工作人员；
（九）决定期货交易所员工的工资和奖惩；
（十）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或者理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因故临时不能履行职责时，由总经理指定的副总经理代其履行职责。
第三十四条 理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得由国家公务员兼任。
第三十五条 期货交易所中层管理人员的任免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期货交易所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会计人员和理事：
（一）有《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十条所列情形之一的；
（二）因违法行为被解除职务的期货经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自被解除职务之日起未逾5年的；
（三）被开除的国家公务员，自被开除之日起未逾5年的；
（四）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证券、期货市场禁止进入者的。
第三十七条 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副总经理在任期内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期货交易所章程、业务规则的行为，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适宜继续担任其职务时，由中国证监会按程序解除其职务。

第四章 对会员的管理
第三十八条 期货交易所会员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并具有良好的资信。
期货交易所会员分为期货经纪公司会员和非期货经纪公司会员。
第三十九条 取得会员资格，应当经期货交易所批准，并缴纳会员资格费。
第四十条 转让或者承继会员资格的，应当经期货交易所批准，并履行相关手续。
第四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制定会员管理办法。
会员管理办法内容包括：
（一）会员资格的取得条件和程序；
（二）会员资格的变更条件和程序；
（三）对会员的监督管理；
（四）会员违规、违约行为的处理；
（五）其他需要在会员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事项。
第四十二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会员大会，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按照期货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行使申诉权；
（三）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期货交易；
（四）使用期货交易所提供的交易设施，获得有关期货交易的信息和服务；
（五）按规定转让会员资格；
（六）联名提议召开临时会员大会；
（七）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十三条 会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遵守期货交易所的章程、业务规则及有关决定；
（三）按规定交纳各种费用；
（四）执行会员大会、理事会的决议；
（五）接受期货交易所业务监管；
（六）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十四条 有根据认为会员或者客户违反期货交易所业务规则并且对市场正在产生或者将产生重大影响，为防止违规行为后果进一步扩大，期货交易所可以对该会员或者客户采取下列临时处置措施：
（一）限制入金；
（二）限制出金；
（三）限制开新仓；
（四）提高保证金比例；
（五）限期平仓；
（六）强行平仓。
前款第（一）、（二）、（三）项临时处置措施可以由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决定，其他临时处置措施由期货交易所理事会决定，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期货交易所对会员或者客户采取临时处置措施，应当按照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方式通知会员或者客户，并列明采取临时处置措施的根据。
第四十五条 期货交易所会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其交易席位。
严禁会员将席位全部或者部分以出租或者承包等形式交由其他机构和个人使用。
第四十六条 期货交易所会员应当接受期货交易所监督管理。
期货交易所行使监管职权时，可以按照期货交易所章程和交易规则及共细则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会员进行调查取证，会员应当配合。

第五章 基本业务规则
第四十七条 期货交易必须通过期货交易所集中竞价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集中竞价撮合的场外交易。
期货交易实行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撮合成交原则。
第四十八条 期货交易所通过会员代收的交易手续费不得高于期货合约规定的标准。
第四十九条 期货交易所向会员收取的保证金，用于担保期货合约的履行。
保证金属会员所有。期货交易所应当在其指定的结算银行开立专用结算帐户，专户存储会员保证金，不得挪用。
第五十条 期货交易所可以规定专用结算帐户中会员保证金的最低余额。当会员保证金余额低于期货交易所规定的最低余额时，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方式和时间通知会员追加保证金，会员应当按时补足；逾期未补足的，期货交易所应当强行平仓，直至所余保证金达到规定的最低余额。
由于市场原因强行平仓指令无法执行的，期货交易所不承担责任。
强行平仓的有关费用和发生的损失由会员承担。
第五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可以规定向会员收取的保证金比例，但不得低于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
保证金应当以货币资金缴纳。可上市流通国库券、标准仓单折抵保证金，应当符合有关规定。
不得使用银行保函、银行存单、国库券代保管凭证等折抵保证金。
第五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手续费收入的20％的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风险准备金余额达到期货交易所注册资本的10倍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可不再提取。
中国证监会可以根据期货交易所业务规模、发展计划以及潜在的风险决定是否继续提取风险准备金。
风险准备金必须单独核算，专户存储。
第五十三条 期货交易的结算，由期货交易所统一组织进行，实行每日无负偿结算制度。
期货交易所应当在当日收市后及时将交易结算结果通知会员。会员应当在规定时间内确认交易结算结果。
第五十四条 期货交易所实行客户交易编码制度。期货经纪公司会员和客户必须遵守一户一码制度，不得混码交易。
第五十五条 期货交易所实行套期保值头寸审批制度。
非期货经纪公司会员或者客户申请套期保值头寸的，应当向期货交易所提交经营范围和经营业绩资料、现货购销合同等，由期货交易所审核后确定其套期保值头寸。
客户申请套期保值的，由期货经纪公司会员对其提交材料审核后报期货交易所审核。
非期货经纪公司会员或者客户申请套期保值的，应当如实提交材料。非期货经纪公司会员或者客户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提交材料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提交材料义务的，期货交易所有权取消其套期保值头寸，期货经纪公司有权解除与该客户的期货经纪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客户负责。
套期保值头寸不得重复使用，只能在规定期限内平仓或者实物交割。
第五十六条 期货交易所实行投机头寸限仓制度，对会员和客户在非交割月份和交割月份持有的投机头寸，分别制定最大持仓限制标准。
对持仓量超过最大持仓限制标准的会员和客户，期货交易所有权对超额部分进行强行平仓，强行平仓的有关费用和损失由会员自行承担，盈利部分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处理。
同一客户在不同期货经纪公司会员处的持仓合并计算。
第五十七条 期货交易所实行大户报告制度。当会员或者客户的持仓达到投机头寸最大持仓限制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时，由非期货经纪公司会员、期货经纪公司代客户向期货交易所报告有关情况。
期货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风险状况，调整持仓报告标准。
同一客户在不同期货经纪公司会员处的持仓合并计算。
第五十八条 当期货价格出现同方向连续涨跌停板时，期货交易所可以采用调整涨跌停板幅度、提高交易保证金比例及按一定原则减仓等措施化解风险。
期货交易所采取前款措施，应当按照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第五十九条 在期货交易过程中，如果出现以下情形，期货交易所可以宣布进入异常情况，采取紧急措施化解风险：
（一）地震、水灾、火灾等不可抗力或者计算机系统故障等不可归责于期货交易的原因导致交易无法正常进行；
（二）会员出现结算、交割危机；
（三）出现本办法第五十八条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后仍未化解风险；
（四）期货交易所业务规则中规定的其他情况。
出现前款第（一）项异常情况时，期货交易所总经理可以采取延迟开市、暂停交易的紧急措施；出现前款第（二）、（三）、（四）项异常情况时，理事会可以决定采取延迟开市、暂停交易、调整涨跌停板幅度、提高交易保证金比例、限期平仓、强行平仓、限制出金等紧急措施。
期货交易所采取紧急措施，应当按照期货交易所章程规定的方式通知会员。
第六十条 期货交易所宣布进入异常情况并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前必须报告中国证监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证监会有权否决：
（一）拟采取的紧急措施违背国家有关法规、规章、政策和期货交易所章程、交易规则及其相关实施细则的；
（二）拟采取的紧急措施未经规定程序产生的；
（三）拟采取的紧急措施不利于化解期货市场危机的。
第六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宣布进入异常情况并决定暂停交易时，暂停交易的期限不得超过3个交易日，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延长的除外。
第六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以适当方式发布即时行情。
即时行情内容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期货交易品种的名称、合约月份；
（二）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最新价、申买价、申买量、申卖价、申卖量、收盘价、结算价及前一交易日结算价；
（三）最新价与前一交易日结算价比较后的涨跌情况；
（四）按双边计算的成交量、持仓量；
（五）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布的其他事项。
第六十三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按日以适当方式发布下列市场行情：
（一）期货交易品种的名称、合约月份；
（二）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前一交易日结算价及当日结算价；
（三）收盘价与前一交易日结算价比较后的涨跌情况；
（四）按双边计算的成交量、持仓量的分计及合计；
（五）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开的其他事项。
第六十四条 期货交易所每日闭市后，应当对交易活跃的合约分月份、分多空方公布当日持仓量前二十名会员名单及对应持仓量、成交量前二十名会员名单及对应成交量。
期货交易所每周五闭市后应当公布本周各品种标准仓单数量、一周标准仓单变动情况、可供期货交割使用仓库容量等情况。
期货交易所应当在交割配对完成后公布交割配对结果，并在最后交割日后公布实物交割量。
第六十五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就其市场内的交易情况编制周报表、月报表和年报表，并及时公布。
第六十六条 会员未能履行期货合约时，期货交易所应当按下列顺序代为承担履约责任：
（一）动用违约会员的保证金；
（二）动用期货交易所的风险准备金；
（三）动用期货交易所自有资金；
期货交易所以前款（二）、（三）项的办法代会员履约后，应当依法向该会员追偿。
第六十七条 期货交易的交割，由期货交易所统一组织进行。
期货交易所不得限制实物交割总量。
第六十八条 指定交割仓库由期货交易所指定。期货交易所应当与指定交割仓库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指定交割仓库与期货交割有关的业务进行监督管理。
指定交割仓库应当保证标准仓单所代表的交割商品的数量和质量。
第六十九条 标准仓单由指定交割仓库签发并经期货交易所注册后生效。
标准仓单可以转让，转让双方须在期货交易所登记。未经登记，标准仓单的转让行为无效。
第七十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保证期货交易、结算、交割资料的完整和安全。
期货交易所对上述资料的保存期限不少于20年。

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
第七十一条 期货交易所有下列事项的，应当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一）制定或者修改章程、交易规则；
（二）上市、中止、取消或者恢复期货交易品种；
（三）期货合约的上市、修改和终止；
（四）期货交易所之间进行联网交易；
（五）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期货交易所制定或者修改除章程、交易规则以外的业务规则，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第七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总经理离任时，期货交易所理事会应当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离任审计。期货交易所聘请的中介机构和审计报告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中国证监会认为必要时，可以指定中介机构或者派员参加离任审计。
第七十三条 期货交易所的理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不得在任何营利性组织中兼职。
期货交易所的非会员理事和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期货交易所会员单位及其他与期货交易有关的营利性单位兼职。
第七十四条 期货交易所工作人员不得从期货交易所的会员、客户处谋取利益，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期货交易。
第七十五条 期货交易所的收入，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优先用于保证期货交易场所和设施的正常运行和改善。
第七十六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履行下列报告义务：
（一）每一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提交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会计报告；
（二）每一季度结束后15日内、每一年度结束后30日内提交有关经营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情况的季度和年度工作报告；
（三）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报告事项。
第七十七条 遇有重大事项，期货交易所应当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前款所称重大事项包括：
（一）发现期货市场参与者或者期货交易所工作人员存在或者可能存在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行为；
（二）期货交易所或者期货交易所工作人员涉及50万元以上诉讼；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八条 期货交易所对其会员违反业务规则的行为，应当及时处理，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第七十九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期货交易所收取的交易保证金比例、交易手续费比例，暂停、恢复或者取消某一期货交易品种的交易。
第八十条 期货市场出现异常情况时，中国证监会可以采取延迟开市、暂停交易、调整涨跌停板幅度、提高交易保证金比例、限期平仓、强行平仓、限制出金等紧急措施。
第八十一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向期货交易所派驻督察员。督察员应当依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履行职责。
督察员履行职责，期货交易所应当予以配合。
第八十二条 期货交易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监会交纳期货市场监管费。

第七章 罚 则
第八十三条 期货经纪公司会员将席位全部或者部分以出租或者承包等形式交由其他机构和个人使用，依照《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五十九条处罚。
非期货经纪公司会员有前款行为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期货交易所取消其会员资格。
第八十四条 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根据《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处罚。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八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业务规则指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及其实施细则。
第八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生效的期货交易所章程、交易规则及其实施细则继续保留，但必须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期限内符合本办法的规定。
第八十八条 本办法施行前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凡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八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
第九十条 本办法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