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字号系列之为什么不能忽视使用商号的企业对商标的贡献

“炉灶曹”是北京的一个老字号，和众多老字号企业一样在建国初期被改造成国有企业。“炉灶曹”的后人比其他老字号的后人多了商标意识，将“炉灶曹”注册了商标，但是原来的国有企业仍然在使用“炉灶曹”，“炉灶曹”后人要起诉国有企业商标侵权在所难免。这个案例发生在1998年，时间比较早一些，一审法院依据93年的老商标法认定被告是合理使用，驳回了“炉灶曹”后人的起诉。二审法院判决被告停止使用“炉灶曹”商标，同时没有支持原告赔偿的请求。

老字号是个特殊的东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驰名商标，因为以前并没有商标概念，字号实际包含了商标最基本的区别功能。当我国推行商标制度后，在原来字号的基础上多出了另一个权利——商标权，而且商标的价值与作用显然要比字号大。当老字号被国有化后，保留的只是商号，商标法颁布后，商标权成为一个无主的权利，现实的情况基本是谁先申请就归谁。于是商标和商号就被分离在不同人手中，但是商标与商号是天生的一对兄弟，合则亲如一体，分则成为仇敌。老字号被国有企业一直延续使用，使老字号历经几代人仍然没有被消费者遗忘，才使得该老字号被注册成商标具有很大的价值，这个价值实际是使用字号的企业带来的，当然不能因为抢先注册了商标，就可以将其他人的工作成果独享。所以解决老字号商标与商号的纠纷显然不能以普通的商标侵权案件标准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来判决赔偿的数额。

北京市高级法院认为，炉灶曹后人依法注册取得“炉灶曹”商标，其合法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在同一个类别上使用该商标，因此判决国有企业停止使用该商标。但是该国有企业一直在使用该“商标”，才没有使该“商标”被消费者遗忘，并且发扬了该老字号，为该老字号的建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只判决其停止使用，而没有支持原告赔偿的要求。北京市高级法院对“炉灶曹”案件的判决充分考虑了历史渊源及各种因素，这个判决充分肯定了使用字号的企业对商标建立的贡献，并没有落入陈规，认定侵权成立，并判决赔偿若干，这个案例对解决老字号商标与伤号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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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简称简易审）是指某些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在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前提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采取简化、省略部分程序中的某些环节，提高诉讼效率的一种法庭审理方式。 简易审既可以使案件繁简分流，及时惩罚犯罪分子，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解决严打斗争中案多人少的矛盾，确保司法公正。同时，它也适应当前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简易审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改革的一项重点内容，各级检察机关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就此谈点自己肤浅的看法。
　　一、关于审理模式
　　（一）随机性简易审还是程序性简易审。对依法适用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在制度设置上，首先应解决审理模式问题。从目前各地的办案实践看，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正式的，有明确的提起与启动程序，而且庭前程序也有相应的变化（如庭前告诉被告人公诉方掌握的基本证据）；当案情复杂化或者发生争议，需要恢复普通程序审理方式时，也有转换程序的通知。这是一种具有提起、启动以及转换程序的“正式的”审理方式。另一种则具有“随机性”，在被告人认罪或者基本认罪的情况下，在没有正式通知的情况下，公诉人和合议庭即简化质证与审理程序（通常因被告人已认罪而不会提出异议），从而实现了简易化审理。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公诉人与合议庭配合默契，形成了一种操作习惯。即这种简易审是一种根据案件情况而随时决定，具有随机性。笔者认为，鉴于简易审简化了庭审程序，从而减少了被告方进行诉讼控辩的条件，应当以征得被告方同意为前提。因此，简易化审理应当是程序性的，即必须征得被告人同意并由合议庭决定采用简易程序，而不应当是缺乏告知程序的随时采用。否则，就可能损害被告人的辩护权，而且使庭审程序趋于草率。
　　（二）全案简易审还是局部简易审。所谓局部简易审，是指对刑事案件中的一部分内容进行普通审理，但就另一部分内容进行简易审理。如被告人被指控犯有贪污罪和挪用公款两个罪，其对前一指控不认罪，但对后一指控即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认罪，而且证据足以支持指控。那么，对两罪的审理是否可以分别适用普通审理和简易审理两种方式。对此，笔者认为，只要符合简易审条件，应当允许刑事案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简易化审理，以实现诉讼经济，并为有争议内容的审理提供更充分的时间。这种模式在一人实施数种犯罪行为或者在多人共同犯罪案件中，更能体现诉讼效益。不过在操作上，仍要求程序转换时应当征求被告人意见，而后明确通知简易审的适用。反之，在简易审程序中，对个别情节和事实需要采用普通审方式的，也可以将普通审穿插于简易审中，对普通审的个别性恢复，法庭可以不作专门通知，因为这样做并无损害被告人辩护权利之嫌。
　　二、关于适用条件
　　（一）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对有罪供述的法律后果有明确认识在实践中不易准确判断。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是否自愿地作出有罪答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判断的事情。因为被告人很可能由于没有受过法律教育，知识水平很低，从而对于公诉人提出的指控理解不清，或者对于其作出的有罪答辩的后果没有一个准确全面的认识。考虑到我国目前办案人员的素质情况和我国在侦查、审查阶段存在的个别刑讯逼供现象，被告人的自愿程度更是容易令人置疑。被告人对有罪供述的法律后果有明确的认识，这主要是指被告人对认罪后可能受到的处罚有明确的认识。实践中，有的被告人错误理解坦白从宽，对从宽的期望值过高，而在判决后又感到失望，再提起上诉。一审无争议，二审期间展开诉讼对抗，但由于二审系终审，且诉讼条件不同，即使是开庭审，也难以充分保证被告人的权利，这也就使一审简易审的提高诉讼效率、及时惩罚犯罪目的没有达到。
　　（二）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简易审的基础，容易导致“先定后审”。按照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对于刑事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只有在合议庭经过法庭审理以后才能确定。由于目前对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前提是被告人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且由于法庭在审理时简化了法庭调查、法庭举证和质证的重要程序与内容，缩短了合议庭对案件形成正确判决的时间和进程，必然造成法院加大庭前“实质性审查”的力度，并使法官形成庭前的预断，使庭审成为走过场，结果又回到了以前纠问式庭审“先定后审”的老路上去。“先定后审”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极大破坏，也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恣意践踏。
　　（三）简易审只能由检察机关建议而不宜由法院提出检察机关同意。两院一部的意见规定简易审需要检察机关建议或者同意适用。“检察机关建议”，是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主动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审；“检察机关同意”，是刑事案件移送起诉后，人民法院审查案件，认为可以适用简易审理方式时，征询检察机关意见，检察机关表示同意。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只是对案件进行形式审查，不可能全面把握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及被告人是否自愿作有罪答辩等情况；而且，人民法院作为最终的裁决者，如果主动提出适用简易化审理方式，在某些条件下，有可能误导被告人被迫放弃其更愿意接受的普通程序的审理方式，所以，不宜由人民法院主动提出适用简易审。
　　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适用简易审问题
　　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可否适用简化审，两院和一部 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并未确定，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既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成年人犯罪案件一样适用普通程序，当然也可以适用简易化审理；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被告人属限制刑事行为能力人，在认知能力、辩别能力、犯罪动因等方面与成年被告人都存在差别，为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宜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
　　笔者以为，我国立法确实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犯罪群体进行了多方面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审判时可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应当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第一百五十二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等方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成年人犯罪所适用的刑事诉讼程序是一样的。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主要是对庭审讯问、举证、质证过程的简化，并不影响被告人依法行使所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同样，在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依法应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也受到充分的保障。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权益及其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庭审的迅速简化可以缩短未成年被告人审前羁押时间，减少冗长诉讼对未成年人身心所造成的伤害，是对未成年人实施司法保护的需要，也是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在少年审判阶段的体现，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方式符合少年犯罪案件审理特性的需要，能更好地贯彻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方针，它完全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案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也更适合于未成年犯罪案件，更容易做到既不损害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又能提高办案效率。因此，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以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需要注意的是，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目的都较为单纯，可改造性较相对较强，在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过程中，除切实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外，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与个人稳私，通过庭审对其进行法制教育等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是不可简化或省略的。
　　当然，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健康有序运转，有赖于司法环境的不断改善，需要一系列科学完备的配套和保障制度。（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张碧波　曾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