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业务探讨


我们知道，对于个人来讲，国家永远是强大的。它拥有警察、法庭和监狱等全套机构，它的控制力无所不在。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致因接受国家的追诉而受到损害，就需要有一种在诉讼尚未开始就存在的公共规则。刑事诉讼程序就是为了平衡国家司法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冲突而制定的规则。根据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活动。那么作为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了解案情掌握有关案件材料，是履行辩护职能的基础。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有关解释，“诉讼文书”包括立案决定书、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搜查证、起诉意见书、采取逮捕以外的强制措施决定书及其它司法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包括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物证技术鉴定等由有鉴定资格的人员对人身、物品及其他有关证据材料进行鉴定所形成的记载鉴定情况和鉴定结论的文书。复制、摘抄的材料内容无须司法人员审查，但有关保密材料应予保密。
二、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按照法律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不会影响案件的侦查工作，因此法律对于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与其通信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具有辩护律师的身份就有权进行，会见时检察机关也不应派员在场。
三、进行调查取证：
通过查阅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和会见犯罪嫌疑人，如果有必要，辩护律师可以进行履行辩护职责所需要的调查取证工作。
四、依法向公诉机关提出辩护意见：
法律赋予了律师在该阶段为辩护人，那么辩护律师就应当履行辩护职责。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工作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自己的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五、向公诉机关提出解除、撤销、变更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的意见：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和75条的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如发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不当，或者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可以向公诉机关提出解除、撤销、变更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的意见。
六、代理犯罪嫌疑人控告：
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或者人格受到侮辱的，辩护律师有权代理犯罪嫌疑人提出控告。
七、帮助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被不起诉人提出申诉：
由于不起诉的决定，是以“犯罪情节轻微”为前提，即以被不起诉人已触犯刑法为前提，因此如果被不起诉的人不认为自己有犯罪情节，则可以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后七日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诉。而身为辩护人的律师，此时自然可以帮助被不起诉人提出申诉。
根据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有这么多的工作可以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上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已经被法律称之为辩护人了，按照法律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人的职责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应当体现出来，可是我们现在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根本不能体现出来辩护人的辩护职责，辩护律师只能查阅一下案件的程序案卷，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见见面就完事大吉了，这根本不能称之为辩护人。同法官、检察官一样，律师也负有维护法治的责任。辩护律师介入诉讼不仅是为了从实体上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而且还要从程序上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使控、辩关系达到平衡，以保证实体上发现真实和程序的公正性。基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律师在诉讼活动中会从尽可能有利于被代理人的角度去对法律作出解释和理解，由此而形成的事实和法律认识往往会与公诉机关不同，甚至有所冲突，应当认识到，这种冲突不但合理，而且为实现法律的正义所必须，因为只有在对立双方都获得充分的主张的情形下，正义才可能实现，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追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刑事诉讼程序就是为了平衡国家司法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冲突而制定的规则，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任务是公诉机关审查确认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事实是否查清，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进而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这项工作必须依照程序规则进行，它是实现司法目的的惟一途径。试想如果失去了这种程序规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法制状况。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违法办案是不允许的，任何迁就、姑息违反程序的现象，都是背离检察宗旨的行为。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违反程序法也是违法的意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纠正和防止程序违法在起诉环节上存在的问题。因此，控、辩双方在诉讼地位上是平等的，对维护法律的尊严是有一些制约作用，但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是，我国现行立法对律师职业的定位和评价过低，不仅与律师职业的特点和律师所肩负的使命有着巨大的差距，同时也压抑了律师主动去维护社会正义的积极性和使命感，而且还极大地限制了律师职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刑事诉讼而言，律师往往天然地据于国家权力的对立一方，律师执业并不像法官、检察官、警察那样有一个主动的权力，他最大的特点是被动、消极，所寻求的所有权力归结为一条就是请求：请求取保候审、请求会见、请求调查、请求裁判等，这使得律师绝对地独立于国家机构之外。现行法律规定辩护律师只能查阅案件的程序卷宗材料，无法掌握案件全部情况，又如何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辩护意见？根本不能真正发挥辩护的职能。国家应当为律师执业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其中最直接的便是通过完善立法来加强律师的交涉力。就目前的立法现状看，一方面要提高律师在执业中尤其是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增加其相应的权力。如取证权、质证权等，另一方面增加权力机构对律师诉讼活动的合作义务的规定，这对于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和保障人权都是十分重要的。

北洋律师事务所

李东升 律师


　　　　　　　　　　　　　　　　分析我国证据模式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如何继承法律传统与接受法律移植。我国在法制现代化的建设中已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先进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努力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和司法经验来创建我们的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选择的基本方向。将外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律进行改造,使之适合我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失为节约成本的经济方法。就证据立法而言,英美法系的单独立法模式,提升了证据法的价值地位,但是英美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决定,即使证据单独立法,它的制定法产生的形式也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的法律形式有着重大的不同。英美国家以归纳式的判例汇编的方式构建证据法,并以证据规则为主要内容。而大陆法国家将证据法纳入诉讼法中,突出了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诉讼法形成完整的体系。从法典体例的严谨性和简洁性看,大陆法的立法体系与我国相吻合。然而大陆法的证据立法形式由于要照顾到整个法典的结构体例,也对证据法内容缺乏精细系统化的规定,一些证据的内容散见于不同的章节之中,故而也存在着不足。因此我国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实际上也是对法律传统的承继与如何借鉴和移植外国法律的问题,应当考虑外国法律移植的程度和环境限制。
　　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由指导思想、价值目标、基本原则、证据概念、证据制度、证据程序及证据规则组成。基于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确立我国的证据立法模式。目前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即：单行证据立法模式、证据间接和模式、以及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
　　单行证据立法模式。从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看采用单行模式进行
　　证据立法并无不可，但从立法成本方面分析单行立法模式不可取。一是由于证据种类和诉讼类型的不同而必定使单行立法在数量上过多成本过高；二是证据法的基本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制定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有部分补充和修改权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因而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的单行证据法必定需要较长的周期。如果按证据种类或某一种证据的某个方面作为单行立法的内容那么,普遍适用于证据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又该如何立规定。就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协调性而言，单行立法模式也不能解决证据法与诉讼法、有关实体法之间相互交织的问题。如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作出逮捕、起诉、不起诉等决定都需要运用证据。这些规定是诉讼法的典型内容是无论如何都不应纳入证据法中进行规定的。从法律稳定性角度看，单行立法模式虽然有“急用先立”从而逐步完善证据法的优势。但若依此方案操作，不断的出台一部单行证据法，对于整个证据法体系的稳定性并不利。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后制定的单行法可能会与先前制定的单行法冲突，因而不得不修改原来的单行法，则稳定性就更无保障可言。
　　证据间结合模式。依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采用证据间结合的立法模式并无不妥，但与单行模式一样证据间分别结合模式即按诉讼性质分别制定相应证据法的模式。因法律数量较多，也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制定统一证据法的代价则比较低。从法律协调性方面分析，分别结合模式不可避免地要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界分证据法的范围，尤其是与诉讼法的协调问题，不易解决；而且还存在不同类型的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并行互补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统一证据法在其内部体系的协调上相对容易些，但也不是没有问题。不同诉讼性质的证据法内容之间仍然有个并行、互补问题。如与诉讼法的范围划分就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哪些内容由统一证据法规定最好，哪些由诉讼法规定为佳，不是很好处理。分别结合模式由于立法的数量较多，相应的修改次数也会较多，因而在稳定性方面并不理想。相对而言统一证据法在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倒不很突出。但是，证据法属于程序法这一点决定了它的实施过程与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适应形势发展而对司法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必须通过同时对证据法、诉讼法等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才能实现这不仅会增加立法成本。而且因分别修改的次数之和较大而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分离的法制文明之下，虽有将证据法的有关内容规定在实体法中立法例，但并非是证据法立法模式的主流。而且就证据法的程序法性质而言，与其将其规定在实体法中，不如规定在程序法中。因为证据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终究不如与程序法的关系密切。案件的实体形成总是按一定的诉讼程序运用证据才能实现的。在协调性方面，这种模式存在着较多的问题。一是实体法与作为程序法的证据法混杂在一起，不符合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中成文实体法与成文程序法并列的主流。二是对证据法的主要内容应该规定在实体法还是诉讼法中这一问题，没有明确的标准可把握。有关刑事、民事的实体法和诉讼法都是基本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没有理由厚此薄彼。三是在相应的实体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由于实体法的数量多，其中有关证据法内容的协调更是突出的问题。四是即使在实体法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证据法的内容进行专门立法，因诉讼法中不可避免涉及证据法的内容，且就其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固有关系而言。诉讼法中的证据法内容多于实体法，如果非要把证据法的主要内容置于实体法中规定，有舍本求末之嫌。不过，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对证据法的稳定性并无什么妨碍。
　　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使其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可行性。证据法与诉讼法同属程序法而且二者关系密切，相互交织，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作出规定。二者也都属于基本法律，在立法程序上具有兼容性。欧陆法系和我国现行立法例主要采用此种模式，并未发现其运作劣于其他立法模式。从立法代价上比较，该模式下的完整结合模式比单行模式、证据间结合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同一模式中的部分结合模式都低。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通过补充和修改现行法的内容即可实现。如果仅仅是补充诉讼法中有关证据法的内容，可以认为是对诉讼法的部分补充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以实施，而无需等到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实施。如果还需要对诉讼法的其他部分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则可以一并进行，从而较大地降低了立法的成本。另一方面，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法的内容，需补充和修改的法律只有三大诉讼法，在立法数量上比单行模式、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及证据法与诉讼法部分结合的亚模式都少。从协调性方面考察，将证据法的内容置于诉讼法中规定，是最好的模式。首先，鉴于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天然亲和关系，其他三种大的模式都很难避免的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内容取舍问题，在该种模式下自然不成为问题。其次，证据法与实体法之间的协调问题虽然存在，但由于实体法中不可避免地要包括少许证据法的内容，因而，可以通过在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中增设援引或准用条款来解决内容交叉，重叠问题。再次，关于证据法内在体系的协调问题，该模式也可以较好地予以解决。鉴于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中以民事诉讼法适用最多，且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都需要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现实，有人主张将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集中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而在其他两部诉讼法中采用准用条款的立法技术，以避免重复问题。在完整结合模式下的三种次亚模式中，又以半集中模式为佳。集中模式不能有效解决同一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与诉讼法内容的相互协调问题，而分散模式对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的协调问题又难以解决。半集中模式却能既兼顾证据法与诉讼法内容的协调，又可使各诉讼法中证据法内容之间相互融洽。因为在完整结合模式前提下的半集中模式，证据法内容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对整个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另外两部诉讼法通过援引条款适用这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对不同诉讼类型证据法领域普遍适用的制度、规则，在各诉讼法中以集中方式进行规定；在各诉讼法不同阶段适用的证据法的具体内容，分散规定于不同的诉讼阶段。由这三个层次构成的证据法内在体系，虽然分散，但却不失完整和协调。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的立法模式，在稳定性方面虽然不比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实体法结合模式为优，但比单行模式和证据间部分结合模式更能保持稳定性，而且这种模式便于保持证据法与诉讼法之间的同步稳定和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同时补充和修改，因而，具有可取性。
　　以上综合表明，在前述各种证据立法模式中，以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之下的半集中模式为首选。从比较还可以看出，将统一证据法模式和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折衷后取长补短的混合模式，也是较可取的选择。大致方案是：把证据法中带共性的原则、制度等内容，通过统一证据法作出规定，统摄有关证据的法律规定；而将仅适用于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据法的内容，分别在相应的诉讼法中以半集中模式
进行规定。此混合模式只需制定一部新法律和修改三大诉讼法即可，立法成本不高，协调性较好，稳定性亦不差，仅次于证据法与诉讼法结合模式。